“什么现实？是遵守党纪的现实，还是破坏党纪的现实？”

“小顾，现在可不兴乱扣帽子。党纪，未免说得太重了吧？再说，这是工艺品厂自己盖的房子，厂里有分房的自主权，厂里还有党委。他们自己能解决的事还得由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不能包办代替！”

贺达听到这里，忘记自己是主持会的，更忘记“制怒”那两个字，一连串话象火车驶出山洞那样蹿出来：“那要看什么样的厂党委！为人民群众利益着想的基层领导，还是只顾询私舞弊的一小群掌权人？自主权是谁的？群众的，还是几个人的？如果群众利益受到伤害，我们上级党委就连过问一下，制止一下都不必要？我们把权力下放给基层领导难道能象封建时代把土地分割给藩镇诸侯那样吗？你们看--”他说着站起身跑回屋，把那上百封信抱来，“啪”地扔在桌上，“你们要是把工艺品厂这些群众的告状信读一遍，能不动感情？共产党之所以得天下，就因为它得人心。如果我们以为权力在握，胡作非为，就会一点点失掉人心，就会亡党。我的话一点也不过分，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要给谁扣帽子！”他说完，冷冷瞅了朱科长一眼。

朱科长与他隔桌相坐，连他两片薄薄、光亮、发红的嘴唇微微颤抖也看见了。他原以为书呆子的天性是懦弱怕事，不敢得罪人，哪知道书生更憨直和认真，逢到紧关截要的关口，就和工人一样直来直去。他感到，贺达每句话都象一根粗大的钢针，硬往他脸上扎。但他脸皮结实得很，什么热的、冷的、辣的、硬的、酸的、尖的．都遇到过，毫不在乎。而且他深知这些话绝对动不了他的根儿--罢他的官！他把现在这套摸得很透，象他这样的中层领导干部，如果没犯什么实实在在的错误，不但罢不了官，而且只升不降。即使调到别处，照旧是科长。他怕什么？对于他来说，最难对付的只是那种胸有城府、不动声色的人，最好对付的恰恰是这种喜怒皆形于色的人！故此他面对贺达，把两颊的皱折都对称地弯成曲线，好象受了上司误解挨了批评，勉强笑一笑，索性不说话了。

其余几个人，好象打定了主意：不点名到自己头上决不说话。这架式仿佛故意给贺达冷场。贺达的目光转向谢灵，谢灵担心贺达叫他再说话，赶巧有人叫他去接电话，他急忙抬起屁股就跑了。

贺达扭脸问鲍维：

“你的意见呢？老鲍？”

鲍维黑黝黝的脸上摆出一副无能为力的神态，说：

“我有什么法子？总不能把老关他们轰出来吧！真的要轰，怎么轰？麦出来，老关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今后工作怎么做？”

鲍维一向无所不能，练达得很。虽然他是从鞋帽公司调来的，不懂工艺品，但无能照旧可以当官。当官的秘诀是不犯错误。他死守这一条。因而公司换了几次头头，唯独他没换掉，全公司百分之七十的干部都是他的人。故此今天他这副无能的样子纯粹是装出来的。贺达听这话心里立刻明白。他想起鲍维一早告诉他“突击分房”一事时没作任何表态，再听这几句话，分明是在袒护工艺品厂那些占房的头头们。“官官相护”--他一想到这四个字，心里真的起火，止不住说：“我看老关他们搬出来倒比霸在房子里边更能得到威信。威信这两个字挺有意思，一是以‘威’取‘信’，一是以‘信’得‘威’。凡是想从‘威’上取得威信的人，决得不到真正的威信！”说到这里，他忽一惊，这一惊是对自己。因为自己从来不用这种毫不客气、不留余地的口气说话，今天怎么啦？这种话会把一个心地狭窄的人得罪一辈子！

果然，鲍维听了，黝黑的脸立即罩上不快的阴影，沉吟不语，双方也就但住了。其他几个委员看出界限分明，说话必须有倾向，开口就得得罪一方，更得装哑巴。于是党委会立刻变得无声无息，只有朱科长不紧不慢抽烟时，火烧烟纸丝丝响，还有近来手脚发麻的韩科长不断搓手的嚓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