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邢元贴出那分房方案之后，我在电话里特意嘱咐你们，没有公司党委的决定任何人不能分房，反而促进他们私分房屋的步伐，当夜就突击分掉？为什么邢元张贴的分房方案与现在实际占房情况基本相同？你们三人在工艺品厂搞过分房方案没有？”

朱科长没说话，点上烟一抽一吐，浓浓的烟雾把脸遮住。谢灵支支吾吾说一句：

“我们只是议论过，没什么方案。”

贺达并不相信仅仅是些口头议论。

尽管这些事完全出乎贺达的意料之外，但这个善于思索、异常敏感的人，一旦稍稍冷静，很快就看出这件事其实并不意外。意外的事也是有根由的。他虽然没有任何确凿的发现，却实实在在感觉到，派去这三人帮乱不帮忙。他们与厂里的头头们串通一气，非但没有为解决房子的纠纷做好事，反而帮助厂里的头头们把生米做成熟饭，把他逼进一个挥不动胳膊大腿的死角。当然，他根本不想搞清这三个人与厂里的头头们的龌龊关系。这些关系根本搞不清。当务急需是要拿出一个对这非常棘手的突击分房事件的有力对策。事情本身需他稳住劲儿。而且他还必须沉着冷静，控制住情绪，连声调都得拿稳，好不叫人家看出他这个年轻的书记遇事没根。他说：

“情况就这样。同志们拿出个人意见吧！”

话说出，马上和他呼应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办公室主任邬志刚，复员军人，人虽刻板些，但他的主张很坚定，一句话，占住房子的立刻搬出来！这话叫他那生硬的调门儿一说显得肯定又有力。另一个是干部科的青年女干部顾红，去年分配来的学生，也是公司团委书记。她是那种无忧无虑又无拘束的姑娘，说话极冲，开口就带着一股雄辩劲儿：

“不但搬出来，还要提交到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予严肃处理。带头占房的党内要给处分，公司要通报。这种干部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如果我们纵容他们，必然在群众中歪曲干部的形象，党员的形象。那么责任就是我们的了！党员形象不是靠演员，靠小说，靠报告树起来的，是靠每一个党员实际的好作风，靠党的纪律树起来的！我就说这几句！”

贺达听了这高个子漂亮的姑娘吐出这些又干脆又清晰的话，自己真象口燥舌干的人灌了一大杯凉开水，痛快极了！他用十分欣赏的目光看了看这个毫无世俗气、甚至过于天真的姑娘。不知为什么，他一下感到五十年代--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大学时代的气息。那纯朴自然，快乐纯挚的气息。生活本来就应该那样单纯、透明、忠诚、温暖和自由自在。可是这气息在这．场合，在这时代，为什么如此强烈、如此古怪、如此尖锐地不谐调？看来文化大革命遗害之深，决非制裁了“四害”就万事大吉。他目光扫视了在坐的其它几个党委委员，个个不吱声，脸上反应冷淡，连副书记鲍维也是板脸闭嘴。这些人就象等火车耗时间那样直怔怔坐着。会议不能这样不了了之。贺达有些心急，催促一句：

“哪位接着讲？”

这话是面对朱科长说的。朱科长被逼无奈，接过话来，一手慢慢腾腾敲着烟卷磕烟灰，一手翻来覆去弄一个火柴盒，说话的节奏比磕烟灰的节奏似乎还慢半拍，说话的口气与速度都和顾红形成对比：

“小谢和我，还有老韩，下到厂里了解情况。这厂里问题不少，人人住房都困难，房子只有八间，无论怎么分也难摆平。今天这事出来了，我看……既然出来了，先得承认这个现实吧，至于……”

顾红抢过话来反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