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汪汪汪……”坝子上传来几声狗吠，这声音响彻在黑夜空旷的原野上，更增强夜深人静的苍凉气氛。紧接着，挨近这葫芦颈的地方——梨树坪一带的狗也叫了起来。老金心头一紧，两眼直盯盯地望着那个方向。

“这是谁来了？……不会是她吧？”

希望看见而又不情愿立即发生的事，有时候弄得金东水的心情非常矛盾。自从那天夜里，四姨子许秀云悄悄送来小棉袄以后，他曾不断责备自己：“为什么那么生疏？面都不见一下，不是太辜负人了嘛！怕什么呢，身正不怕鞋歪！”此后，他就总是想着：也许什么时候，她还会来的。长生娃不是说了么，四娘还要为他把给外公做生的礼物备办好送过来呢。

但是，此刻如果她真的来了，老金啊，你怎么办？见，还是不见？依然像上回那样，让人家失望地回去么？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样一种恼人撩人的情绪，这会儿纠缠折腾着这位钢筋铁骨的庄稼汉子。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他竟然失去了决断，变得惆怅、优柔起来了。他闭上了眼睛，希望快一点度过那令人别扭和难堪的一刻！

来人已经走近，听到脚步声了。……老金终于睁开了眼睛，松开了紧张的心情，热烈而友好地迎上前去，抓住对方的手，拍打着肩膀，乐呵呵说道：“原来是你哩！”

龙庆揉着疼痛的红眼睛，面带愁容地站在金东水面前，嘴里喷着白色的蒸气，随同金东水钻进了草棚屋。

“工作组来了。今晚上在许家院子开了个支委会。”龙庆开言道。他从许家散会出来，没有回家，就径直找老金来了。

金东水知道，这位从前的老同事，现在的代理支书，这两年多来凡是葫芦坝上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他都要上这儿来诉说一番，叫老金给他拿拿主意。已有将近三年的时间，金东水没有资格参加党支部的会议，甚至党内一切活动，郑百如都千方百计不让他参与。这个退职的支书、还保留着党籍的共产党员，长期被关闭在党组织生活的大门之外，这是叫人难以忍受的，没有什么处分能比这种“遗弃”更使人感到凄苦和忿懑的了！但，龙庆这人太好了，忠厚、善良，他常常冒着“非组织活动”的风险前来和老金脸对脸、心对心地讨论葫芦坝上的工作和生产。他之所以有这个“胆子”，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细想想，的确，在我们党的生活处于很不正常的情况时，龙庆这样的同志的行为又有何可以指责呢！既然有些人可以利用党的名义破坏党的事业，那么他——一个忠心耿耿的党员，又为什么不可以向一个受了冤枉处分的同志谈谈组织内部的事情呢！他每次到来，都使困守之中的金东水感到无限的温暖，使他更加理解葫芦坝的人心、觉心！使他坚信自己虽然受了处分，但绝不是一个站在革命行列之外的庸人。

“要搞远景规划了。会上，工作组没有表态，全是郑老幺一人说。他呀，不论什么时候，都能紧跟潮流的……”

龙庆一边裹烟，一边心事重重地说着。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忙把烟杆塞进嘴里。叭了几口以后，发觉还没有点火，这才遍身搜起火柴来。老金伸手从灶台上拿了火柴递给他。把烟点着以后，龙庆又说：

“哎，葫芦坝的人还要饿饭呢！你猜，怎么规划的？搞泥巴搬家，‘人造平原’。好像葫芦坝还不够平，要弄得一展平。我的天，这一冬一春的劳动力全得陷进去；这还不说，‘小平原’动辄二十亩大，原前的水路打乱了，排水不良，一泼大雨就会淹坏庄稼！……哎，净是些没球名堂的背时主意，还硬说是‘学大寨’‘改天换地’呢！人家大寨有大寨的情况嘛，不讲因地制宜，行么？”

老金问道：“会上你提出你的意见了么？”

“没有啊，整他妈半夜，就他一个人说。”

“你应该提嘛，那个人就只晓得吹，生产上的事一窍不通。”

“我提？”龙庆忧郁地说，“人家工作组对这规划也没提半句意见呢！”

“是么？”

“是(口山)。我心焦的是，这几年，多数社员的口粮越来越紧，眼看着春荒就是个大问题。如其明年大春再弄来‘笼起’，那末，就只有把嘴巴搁起，要不，就叫社员去讨口！——哎，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党员，干部，还有什么脸面活呀！”

老金说道：“也不至于吧，先莫太悲观了。规划嘛，依我看是该搞一搞，早几年我就想过，这葫芦坝的土地潜力大得很，整治一下就可以增产。不过，像搞那些什么的‘小平原’，倒是值不得的。”

“是嘛，劳民伤财！”

“再开支委会研究一下嘛。必要时把各队队长也召集起来，再找些懂生产的社员参加，大家议一议嘛。”

“要能够那样，当然好啰！可是你晓得的，这几年，正正经经办一点生产上的事情，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