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本家族的哥，对我的行为甚为不满。他风风火火，爱跑动爱打枪，当个民兵营长张狂得日夜不沾家。“文化大革命”初要破四旧，他负责到各家各户收缴他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什么字画、书籍、旧桌椅、老式灯笼和插屏烛台，那么一大堆。在贾家祠堂门口烧毁了。有一天他找我，问什么是“上层建筑”？我仅知道建筑指的是房子，但上层指的是什么就不甚明白。他说：“我醒开了，是房顶上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现在报纸上号召我们砸烂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你跟哥上房去！”我不会爬树，上高头晕，没有去。他领着猴一样的安民到村里的祠堂和一些人家的老瓦房顶上扳倒了所有屋脊雕饰。他后来患上了牛皮癣病，除了一张脸外，浑身似乎变成了一个硬壳，就死了。我现在常常想起他，在他临死的前一年我回乡见过他，他拄着拐杖。行走都十分困难了；和我说话的时候双手在身上抓。麦麸一样的银屑纷纷落地。我递给他一只烟，我们又谈起当年的事，他还骂我意志薄弱。他说：“要是战争年代，你会叛变的！”我只是笑，但我没有告诉他，我不仅逃避了学习班开会，在学习班时还给三娃家通风报信过哩。

三娃是李家族的人，他的父亲被指控曾为土匪做过耳目。我听到要揪斗他父亲时，提前告诉了他，使他父亲有了思想准备，并早早穿着一件领口下没有纽扣的衫子，免得被五花大绑时领口纽扣勒着脖子难受。三娃自小害哮喘病，一年四季没见过他有精神头儿。但他是我们村最有文化的人，我俩能说到一块。三娃的威信不好，人人都说他“鬼”，是个阴谋家，许多李家族的活动都是他出谋划策，贾家族的人一般不与他来往。我俩呆在一块最多的时间是在他家那黑乎乎的小屋里，因没钱交电费点着一盏小油灯，读一些破旧不堪的书。看完一本，爬上炕去，从炕角墙上的小木板架上再换一本，或者听他说故事。村里能说故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五林叔，一个就是三娃。五林叔不识字，演过戏，他能把一本戏从唱词到对白一块背诵出来。但他除了戏本，别的就不会了。三娃能从三皇五帝说到袁世凯、张作霖，他说笑话时并不笑，小小的眼睛闪闪发光。我就闻着屋子里有一股浓烈的尿骚味，因为他家的尿桶老放在屋里，同时听到楼板上有老鼠啃木箱声。这当儿他就赶忙搭梯子上楼撵老鼠，从箱子里拿出一本已被老鼠啃烂了的旧书，说：“你看看，我这儿的老鼠都有文化哩！”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了20年，我上完大学又工作后，每次回家探亲，都要拿上点心去看望他；或是当日的下午没有去，晚上他听到消息必定就来看望我了。我散给他烟，他说他不敢吸，但说：“你给我的烟我得吸。”吸得剧烈地咳嗽。6年前，他患了癌，到西安做手术，因医院的床位紧张，他借住在一个熟人单位的库房里。我去看他，人已经是瘦得变了形，但情绪还好，说过10天就可以入院了。我要给他钱他拒不接收，让他去我家住他也不去，我们就告别了。他没有送我，倚着库房门框说：“有空了你再来，我给你说村里好多事哩，或许你写小说用得着。”可当我再去看他时，他却早3天就回乡了。熟人告诉我，他已经入了院，手术工作也准备好了，但他的哮喘病却犯了，手术就只好取消。半年后他死了，我再次回家探亲，特意去了他家，在那阴暗屋子的墙上，那个小架板还放着一排破旧的书；他的儿子也半门扇高了，样子极像他，脸白白的，头发略黄，肿眼泡，小眼睛，只比他父亲少了些皱纹和稀落的胡子。糟糕的是他也患有哮喘病。

丹凤县担任了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儿又分别下台坐牢了，武斗中威风凛凛的东线西线战场上的总指挥们更被五花大绑了，押在丹凤县城南的丹江沙滩上要枪决。枪决的时候，我是徒步30里去现场看的。同去的人群中有一个老者，他是见过民国初年执行刀斩的。说那种行刑好看，犯人是剥了衣服的，刽子手“噗噗”地一口水喷上去，然后刀在那脖子上一抹，不费劲的头就骨碌掉下来了。但手法高的要头掉下来还得连一片皮，围观者就一声叫好；若是没有割下或是割得头掉在了地上，那就是臭刀了。没了头颅的脖子在刀割后立即聚缩得很细，核桃大的一个气疙瘩就从肚脐处往上蹿动，直蹿动到心口之上了，断颈突然膨胀，“咕”地一声血就冲天喷去。他说：“现在用枪子儿打，没意思。”我说没意思你怎么也来？他说枪毙的有几个是老革命，战争年代当陕南游击队队员时他就认识，能冲敢打，枪法极准。武斗时原本年事大了，但拒不了打打杀杀的诱惑，参加进去又成了总指挥，过足了很久已没有的杀人的瘾。他是来看看会游泳的怎么死在水里，玩儿枪杆的怎么死在枪上。多少年之后，我想起了这位老者的话，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人生来是性硬强悍的，他们如果在蜂里是兵蜂，在鸡里是斗鸡；他们或许参加革命，也坚强、不怕死，但并不是为了信仰和人民的利益，那只是与生俱来的对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行为的疯狂。在沙滩上，围观的人黑压压地站在刑场的对面，呈一个扇形，他们为稀罕的热闹驱动，大多兴高采烈。人窝里，我看到了邻村的引生。他是个疯子，过两天清醒了，过两天又疯癫，而且是个自残了生殖器的人。他早早死了娘，跟一个终年害红眼病的父亲过日子，家贫到光腿打得炕沿响的程度，但吃不饱穿不暖并不影响到性，甚至更强烈。可哪里有尾巴一倒是个女的肯进他家门的呢？那一个晚上，父子俩脚蹬脚地睡着，又为请媒人的一份钱争执开来，争执到鸡叫了三遍。引生毕竟是孝子，觉得不能再怨父亲，要生气就生气自己身上长了个东西，没有这东西也就没那么多焦躁、急迫和烦恼，便摸黑用剃头刀将那根东西割了。割了，蹬醒已睡着的老父，说：“我把割了！”老父说：“今年不行了，明年养个猪，年终媳妇就有了……”他说：“我不要媳妇，我把割了！”老父说：“睡吧睡吧，胡说些啥？！”他说：“我真的把割了，就撂在炕下。”老父拉开灯，果然看见那一根肉在炕脚地蹦跳，而一只猫却忽地扑上去按住。老父呼叫着跳下炕，把猫撵走了，但老父没办法把断的东西接上，连想到医院能接的念头也没有。在没有了生殖器的一年之后，引生发现终日的烦恼并不只是那根东西引起的。而没有了那根东西却遭受了所有知道情况的人的轻视和耻笑，于是，他就疯了。他清醒的时候就问老父将他的埋在了哪里？其实，老父是将那东西埋在了院中的脚踏石下，那里曾经埋着他的胎盘，但老父骗说埋在村头那截石柱下。石柱是竖起的半人高的石头，经常拴牛。老父四处访医寻药，当然他都在使用着偏方土方，疯病终未好转。村人就常见他靠坐在拴牛的石柱下，哭着闹着要他的哩！这样一个疯人，却还有政治的热情或热闹的兴趣，也来看枪毙人啦？！枪声一响，是12杆长枪同时响的。我并没有看清那12个人的眉眼，他们都五花大绑了跪在各自面前的沙坑边，同时在头上不足一尺的空中冲跌了一股东西，就像一排水龙头朝上猛地都开了水，然后窝在了沙坑里。那时候的枪决，枪一响，执行人立即就撤了，而夹杂在围观人中的，拿着芦席、白布单、抱着大白公鸡的死者家属就拔腿往沙坑跑去收尸，围观人也同时如溃堤的洪水一般往跟前跑去看热闹，嚷着子弹是在执行人的口里蘸了唾沫的，那就是炸子儿，会把脑袋炸飞了的。我被人撞倒了，坐在那石滩上，但我看见引生像兔子一样冲了出去，几乎是和收尸人齐头并跑，他的手里拿着一个蒸馍，边跑边把蒸馍掰开来。旁边一个棣花人告诉我，引生得了一个土偏方，说是蒸馍夹人的脑浆吃了可以治疯病的，他一直等待着这一天，昨天晚上就到沙滩来了。收尸的人一定是知道了引生的企图，但他们不能责骂和殴打引生，连阻止也不敢，只有拼命往前跑，提前跑去保护好自家人的尸体。引生当然也明白他若跑得慢就意味着什么，他们就在沙滩上进行长跑比赛，最后是引生第一个赶到了。我没有看到他如何去用掰开的蒸馍夹了红的白的脑浆，而看到他狗一样折头往回跑，身后是两三个人呼叫着撵他。他一边跑一边吃着手中的蒸馍，待到整个蒸馍吃完了，站下来，拍拍手，笑着对追赶的人说：“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