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6月，我为父亲的坟墓迁移回了一次棣花。棣花的公路两边原是大片大片良田，现在却盖满了房子；村里已少见有精壮的劳力，他们都进城打工了，只有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前院的刘婶老得鹤首鸡皮，给我诉苦：“现在村里死了人，都没劳力往坟里抬棺材啦！”李家族似乎发展得并不快，贾家族的人却繁殖得厉害。仅我们本家，一个爷爷下来，父辈是兄弟4人，我们这辈是兄弟10人，我为老八，而下一辈和下下一辈一共是多少人口了，盖了多少房屋了，我已经无法弄清。只是一群一群小孩儿围着我叫“八爷”。做了八爷的我又惊喜又惊慌：我怎么就成爷爷啦？见人就发烟散糖。在棣花是流传着我的一些故事的，家乡的人把我当做他们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到处夸耀。甚至有一年商洛地区社火比赛，他们扮出了一垒书上站着一个穿风衣的人，下面写着“作家贾平凹”。只是那扮我的小孩儿被抬着在街上招摇过市时被尿憋得“哇哇”直哭。旁边人说：“不敢尿，不敢尿，你是贾平凹哩！”小孩说：“我已经尿下了！”湿淋淋的尿就从裤管里流下来。家乡的父老虽然夸耀我，夸耀之余又责骂我，说我并没有给家乡办事。某某某是地区专员为家乡修了一座水泥大桥；某某某是县长给他们办了抽水站，家家用上了自来水。而我们村的土路我没有出钱修成柏油路；小学屋舍已经很糟糕了，省里那么多的希望工程款，我没有要来几十万；丹江河堤上的石排垮掉了十几座，知道我与省扶贫办的人熟，竟不争取扶贫款。我惟一的好处是鼓动了一帮年轻人热衷于写作，觉得在贫困的山区写作是他们出人头地的一条捷径。但也害得许多人什么都没心思去做，发誓不成功不娶亲不成家，精神也不对了。我去看望这些一心要当作家的青年。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拿出一本当年在家时我写的日记，还说他们保护着我在家乡书写的任何字。我于是也跑去看，看到写的最大的字是旧戏楼拆除后新盖的戏楼墙上的“推陈出新”，每个字斗大，用红漆写的。而小字有两处，一是粉笔写在二伯父老屋后山墙头上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我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写的，怎么有如此心情。一是写在另一家土屋后墙上的“打倒朱德”。我站在那后墙下，感到十分地可笑和羞耻。这是我参与“文化大革命”的证据！那个时候，我回到了棣花，没有广播没有报纸，但公路上见天有串联经过的外地学生，他们散发传单，外边世界的消息就是这样被带到了山区。当我们已经在喊口号、在写标语要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了，有一天一队学生散发的传单上有打倒朱德的话，我觉得是那样的新鲜，说出来与众不同，当日就在墙上写下了这四个字。我没有想到这四个字还保留着，我也不去擦拭它；我说：“留就留着吧，好让人知道我过去也干过了什么！”

两派之争不论如何地勾心斗角，毕竟武斗再没有形成，可以除了抓革命也要促生产了。贾家族的人和李家族的人又一起出工，在田地里消极地劳动着，而同时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当然是先从“死老虎”开始，揪那些现成的地富反坏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的宣传里，地富反坏右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反党反人民的贼心永远不死。但在我的经验里，这些人都是农村最贫困的人，解放近20年来，他们老实得像个猫儿，劳动最卖力，国家任何政策都最拥护，怎么阶级斗争就强调得那么严重呢？前些年里，我接待了欧洲的几位记者，不知怎么谈起了阶级斗争。他们说，真正有阶级斗争的是西欧的国家，斗争异常激烈。有人是代表着大资本家利益的；有人是代表中低产阶层利益的，谁上去就为谁说话。所以，为议会席位的斗争是具体而实在的。他们弄不明白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何以能成为一个对立的阶级而那么长期地斗争下去？我无法回答他们。棣花的学习班是在小学校的教室里举办的，原先的公社书记已经被打断了肋骨，原县委书记也重新到棣花来喂猪；现在该揪出来的，是那些地富反坏右中从未被揪出来的人。反革命案件是不时发生的，河堤上发现了在麻纸上用毛笔写就的攻击社会主义的万言书；公社商店边的杨树上有人在刻着毛主席万岁的字样上画了一道；街后的村子里有人揭发一个地主的儿子在收听敌台。这些案件先是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调查，关于万言书，凡是识字的人都得当场写一张纸，待范围越缩越小，最后就怀疑到西街的韩先生和贾塬村的贾先生——村人一直这么称呼的——他们就被隔离在小房子里，每日接受审讯，每日家人用瓦罐提了饭放在小房子门口。二位先生却是旷达人，除拒不承认外，饭依然吃得香，觉依然睡得沉。韩先生竟还学会了鸟语，他房子的后窗上常飞来几只鸟，他用嘴“嘤嘤”地发音与之交流，以至后来他一“嘤嘤”，鸟就飞来，站在那里给他鸣唱。在毛主席万岁的字样上画上一道，始终未查出来，而收听敌台的地主儿子连人带收音机被抓了来，追问为什么收听敌台？他说他把收音机上的旋扭一拧就收听了。又问听到了什么？他说里边说话的人舌头短，叽里哇啦像是蛮语，他不知道人家在说些什么。专案组的一个人是老牌大学生，明白地主儿子听到的是外语台频道，如果是敌台，那是外国人要说中国话的，就把他放了。地主的儿子还不走，他怕这是故意要看他的表现的，说：“我真的是听了敌台，我罪该万死！”专案组的人在他屁股上蹬了一脚，骂了声“滚！”他才真的走了。当然，又揪出了另外的一批人，比如某某某在旧社会曾勒死过一个要饭的，据说那要饭的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某某某在四清时早就下台了，但他与一户地主的儿媳妇发生了关系；某某某解放前虽然不是土匪，但他是土匪的耳目，常常村中有人在外做生意回来，他提供情报，连夜土匪就来绑票了。这些牛鬼蛇神在每次开会前就自然而然地要站在会场前边，低首垂手，战战兢兢，他们的身后是黑板，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那时字已经写得很好，念报纸上的社论又念得极其流利，所以，主持人总是要我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和中央文件。我念得流利是我在念的时候遇到我不认识的字或读音不敢肯定的词我会以别的字词代替，而不像他们念着念着就停下来问左右：“这是什么字？”我的字写得好更写得快，并不像他们半天记不到一行，最后无法汇总材料。我就这样做了大会的记录员。大会总是按一种定式进行的，首先是被批斗人站在那里做自我交待，他们看着自己的脚尖，将世界上所有罪恶用词加给自己，不停地要给贴在墙上的毛主席画像鞠躬，给在场的革命群众弯腰请罪，然后说：“完了”，小心翼翼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就问：“交待得深刻不深刻？”群众要喊：“不深刻！”主持人又问：“不深刻怎么办？”群众便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就有人走上来——在他的裤带上别着一嘟噜细麻绳，而且还蘸了水——将被批斗人五花大绑了。捆绑人粗声喘气，不时地用拳头击打被捆绑人的头或用脚踢被捆绑人的腿腕子，捆绑成一个球似的人就呼爹叫娘。捆绑好了，若是绳子还长，绳头就地一甩，甩过了屋梁上，用力一拉，被批斗人双脚离开了地，叫声更惨了。阶级敌人的喊叫声常常能动摇意志薄弱的人，于是，主持人就要领喊口号，口号声轰天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