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我到底没能做个好农民！

回过头来，如梦如烟的命运里有许多神秘莫测的东西。如果我在14岁之后一切顺利，或去参军，或去当工人和教师，我就会在极大的满足中去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工人或教师，但我偏偏各条路都没有走通。西安城这几年进行着大规模的改造，在南大街的一条小巷旁边长着一棵榆树，这榆树极丑，驼弯得厉害，而且又有一个突出的疽包，一个未朽却裂成的槽坑，常常上边爬满绿头苍蝇，但它长得很粗很大。南大街是改造了数次的，每次将临街的名贵的长得繁茂好看的树都砍伐了，但这棵树因生得地偏，靠近垃圾坑，竟丑而长存。我每当经过树下，就觉得此树如我。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可能就不是活到世上要做农民的，虽然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农民之中，却每一步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走到了该是我去的地方。生有时，死有地，婚姻是前世之缘，大概也正是如此。我常常坐在家里玄想——我越来越喜欢玄想——为什么我就住在了这座房子里呢？握在手中的毛笔，笔毫是哪一头羊的毛呢？笔杆的竹子又是长在哪一座山上？在公共汽车上、在电影院里、在足球场看台上我紧挨身坐着的男人和女人怎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山洪爆发，一块石子从山顶上冲下来，以至经过了丹江，到了汉江，到了长江，而有一天在长江的入海处，被一个人在河滩捡去了，那石子对于那个人来说，是石子在追寻着他，还是他在等待着石子，这其中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呢？

参军、招工、教书全然淘汰了我，连安分地要当一个好的农民也是不能的。不久家庭发生了剧烈的事变：父亲被揪出来了，他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下放回原籍劳动改造。一夜之间，颜色变了，我由一个自以为得意的贫下中农成分的党的可靠青年沦为将和老鸦与猪一般黑的“可教子女”，虽然这名字还好听点。

父亲原本是无事的，他教龄长，为人诚实而热情，业余生活又喜欢唱几句秦腔，谁也没有怀疑他会有问题。但我的一个堂兄却向组织揭发了他，说曾见过我的父亲有一张穿着国民党衣服的照片。堂兄因自找了一个女人与其父母意见不一致发生过矛盾，结婚后，小两口不孝顺父母而我的父亲去教训过他引起了他的仇恨。父亲也真是的，他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威，倚老卖老，竟动手打了不孝之子一个耳光。什么衣服是国民党的？这么一个荒唐可笑的揭发，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竟有人信了，他们追问父亲，父亲当然提供不出来照片，他们就翻父亲的档案。天下竟有更荒唐的事，档案里偏偏白纸黑字写着1949年，父亲在西安参加过胡宗南的一期讲训班。这是那年丹凤县教师暑期学习班上发生的事。暑期学习班是全县中小学教师清理阶级队伍的集中营，先是清查出了一批出身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说过对政府不满言论和犯有男女不正当性关系的人。父亲问题的出现，使专案组如获至宝，宣布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抓住了一条大鱼。从此，父亲的命运发生了逆转，从这个学习班转到那个学习班，开完了那个批斗会又开这个批斗会，造反派污辱他、作践他、殴打他，最后开除公职，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乡改造。那时候父亲的年龄还不足50岁，前途一片黑暗，精气神儿一丧殆尽。以至后来平了反，恢复了工作，意志依然不得张扬，性格也变了，染上了酒瘾，动不动就喝醉，哀叹：“过一天是一天吧！”

父亲的一生错过了许多相当重要的机会。他第一次到西安考学，发榜之前，在小旅馆里遇见了一个人问他愿不愿意去延安干事，他说愿意，只要有饭吃。那人让他第二天去七贤庄号找某某，可以送他去延安的。他去了，看到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但父亲害怕当兵，在门口转了几圈却走掉了。他如果不走掉，后来就是革命老干部了，一人得道，做鸡犬的儿女们也可以升天了。他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职于西安田家湾小学。西安解放时他可以不走留下来，也可以用三袋面粉购买下一院房子的。如果是那样，我们全家现在也就是很有资格的老西安户了，也不至于后来为了解决全家农转非的问题，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他偏偏跑回了老家。他在田家湾小学教书，田家湾在西安的东郊，每个星期天，他们一帮年轻教师都要进城去戏院看秦腔。又是一个星期天，学校接到通知，要求教师们在新城广场的礼堂听取胡宗南的军政训话，父亲进城后却溜出去看戏了，这便是父亲参加讲训班的全部真实情况。但是，濒于灭亡的地方政府在那时习惯了欺上瞒下，学校接到通知后为了证明全体教师到会，竟将在校教师的花名册直接上报，父亲虽没去礼堂，也没见到胡宗南是胖是瘦，但他的名字却在登记册上，又不知何种原因在档案里写了一笔。“文化大革命”中，胡宗南在长安县办的这种短期学习班定性为特务训练班，并将在礼堂听过讲训的人定性为接受了特务训练，父亲就如此当上了国民党的特务分子。父亲当然是不服的，他曾经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牛棚里有日夜监视的看守，死也无门，就发誓要翻案。在回乡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口述我执笔，我们写了上百封的申诉信，分别寄往原来的学校、县教育局、县革委会，以及地区革委会和省革委会。这些申诉信如泥牛入海，但我们依然在写，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增强我们是清白的自信。两年之后，县上终于复查案子，开始了正式外调，才得知那次胡宗南的讲训使花名册上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审查、批斗和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随后又以听一次训话并不算什么而不了了之。父亲也随之重出地面得以平反了。

我今生不能忘却的是那年春节一过父亲进入了两岭小学内的学习班。阴历正月十四的上午，三伯父来到我家，说父亲元宵节可能不得回来，得去那里看望看望。母亲当时就哭了，一边哭一边炒了家中准备过节的所有的猪肉，装在一个大搪瓷缸里。三伯父又买了五包纸烟，让我的一位堂兄领我去两岭小学。我和堂兄步行了10里路，就端着那大搪瓷缸，到了学校的前门。前门紧关着敲不开，又绕了一大圈寻到后门。门口站着背枪的民兵，不准进。我吓得拉着堂兄的后襟，堂兄暗示我要哭，我就哭了。堂兄就说你行行好，可怜我这兄弟吧，给老人送点肉和烟立即就出来的。那民兵看着我，应允东西放下，他负责一定送到，但人是不能进去的。我又是哭，堂兄就再求，我们就跪下来要磕头。他同意了，进去通知了父亲。但放了我进去，却不让堂兄进去。我在一间矮屋前见到了父亲，他脸色青灰，胡子老长，一见到我两行泪就流下来。父亲没有收肉片，他说他不想吃，一口也吃不下，只拿了那五包纸烟。他正要问家里的事，一个麻子脸的人就呵斥着父亲到屋子里去，而推着我出了校后门，铁栅栏门“哐”地一声关了。我趴在铁栅栏门上，瞧见父亲在拐过那间矮屋墙角时回过头来看我，麻子脸推了他一下，他的头撞在了墙角棱上。朱自清的《背影》里写到他的父亲微胖的身子从车站月台上翻下的背影，我在中学时读了并没有任何感觉，后来每每再读，就想起父亲头撞在墙角棱上的一幕，不禁热泪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