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许这只是呓语，那就博你一粲。

白帆

他们二人在处理离婚案的务实精神以及浪漫情怀的表述方面，那种一刀下去，既保持了切割面光洁度的高系数，又使务实和浪漫精神两相得彰的行为方式，不但在他们那一代人中间，即便在现代人中间也算思想超前。退一万步说，即便没有这份文件，白帆还有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委员会的保护，强制胡秉宸执行他应负的责任。即便没有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委员会，白帆自己还有老革命的资格，那资格也会使她有一份丰厚的生活保障。

顾秋水既没有胡秉宸的责任和良心，叶莲子也没有能力写这样一份旱涝保收的文件，更没有一个妇女权益保障委员会来保障叶莲子最基本的生存。

她只好两眼一抹黑地闯日子，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才算翻了身。

诚如白帆预言的那样，胡秉宸果然和她万重关山从头越，一切从零又开始。

到底是时光倒流，还是白帆对胡秉宸的了解终究比以研究人为职业的作家吴为深刻?不得而知。他们是否知道，世界上从没有过一个重新开始的零，与原来的那个零分毫不差。

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比他们年轻二十多岁，对创作的细节无比重视、珍爱的吴为，却对生活中的一应细节。缺乏感觉。她终究不得不同意离婚之后，在给胡秉宸的信中这样写到——亲爱的秉宸：

你好，七月九号来信早巳收到，事到如今，我同意你离婚的决定。

因种种原因，我近期不可能回国，所以你我离婚的一应手续、办理时间，劳你运作，如果需要我做什么，请来信。

我们之间不存在财产纠纷，已在你处的东西完全归你所有。千万，千万!我只希望得到几件有关我母亲的纪念品：

一、她过去经常躺在上面睡觉的长沙发(在我们的卧室里放着)；

二、三十年前她亲手买的一个两层小书柜，咖啡色带玻璃拉门的，在保姆的房间里放着。还有保姆房间里那个放衣服的木柜和放在你书房里的白色矮方桌，是我和母亲生活由难时期的纪念。

至于我写的书，如果你愿意留就留下，如果不需要就给我。

我的照片和国外的评论资料请还给我。对别人没什么用，对我还有些用。

就是这些。

吴为

尽管胡秉宸立过遗嘱，各存一份在秘书和吴为手中，吴为也永远不可能为一根鸡毛与他讨论如许——

我长期身为国家公务人员，每月工资作为日常生活费用，并无积蓄。量人为出，也无债务。过去家中一些家具杂物，在八五年离婚时，已全部留给前妻，只身出走，现时的所有家具等物，全都是我妻吴为用她的稿费买的。我死后，其全部所有权属于我妻，任何人不得异议。按制度应由配偶继续居住的房屋，也由我妻吴为继续居住。

胡秉宸

8

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叶莲子像万众一样欢腾，以为国家有了救，她也有了救。以抗日为己任的顾秋水，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抗，他们夫妻终于可以团聚，便准备着到天津再次上演一出(千里寻夫》，就像那年贸然到香港，上演那出《千里寻夫》一样。一般来说，男人比女人较多理智，也更善于总结经验，顾秋水从来没有忘记过叶莲子到香港上演的那一出《千里寻夫》。宝鸡一别，音信全无的顾秋水，于抗战胜利不久抢先来了一封信，并在宝鸡之别后，第一次给叶莲子寄了五块钱。这区区五块钱，使顾秋水在叶莲子心中树立起更加美好的形象，寻夫热情也更加高涨。

低头接着再看顾秋水的信，满纸千难万苦——莲子：

邹可仁已由北平来津，见面以后，对我非常冷淡，他说从未给你寄过钱，至于今后怎样办，是否会寄些钱给你，他也没有表示。总之，仰人鼻息，诚属没出息的事。

我们的“事”也非常地渺茫，更没有什么把握，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是往前瞎摸。我是随着人家干“事”，人家要是不爱干，我也就完了。我现在很灰心，最后恐怕白扯一回。而且我爱干不干，人家又何必一定给咱们钱用呢?这完全是个人情愿的事，我们也没有向人家要钱的权利。

至于你失业在家，没钱吃饭的事，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到处要饭吃，到处丢人丢脸，我常觉得活着已是多余了。早先同你再三讲，你总不开窍，等到走上死路的时候，就晚了。

谁让你死心眼儿，死死地缠住我!把我缠死你也好不了。你不想另求活路，只好两人一齐死。咱们就泡吧，你也许解恨，我也不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