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老伯，我可向来是尊敬您的。但中国将来要有希望，思想上必需平等。如果总是年纪大的当教师，年轻人只能竖着耳朵听，只准点头，不准摇头。国家只能走向衰老。过去中国是个老年人的国家，今后应当成为年轻人的国家。”

简梅叫着：“去你的，我听爸爸的。”她伸出胳膊搂着简山川瘦削的肩膀。

“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一个青年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是在生活的旋涡里滚着长大的，对生活的理解并不比老年人浅薄。”

“如果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最后都成了没有能动性的‘螺丝钉’了。”另一个女青年说。

简梅听了这话，眸子闪闪发光：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刚才是诚心气刘海，不叫这家伙太狂。我认为，人就是人，不能有脑袋而没头脑，创造生活不但需要双手，更需要有创造性的头脑。”

刘海端起酒来说：

“简梅，别看你气我，我一直是佩眼你的！在你这几句话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她曾经就是一个希望。”我说。

简梅知道我指什么而言，她瞥向屋角，那里的钢琴没了，空荡荡只有一片投进来的阳光和窗影。她的声音变得深沉：“过去的希望没了，希望在将来，来--”她忽然使自己的声调升高二度，好似提高自己的情绪，“为将来干杯，为我们自己干杯！干杯！”

为将来--多么壮阔又空泛，为自己--多么目信又自傲。简梅却高兴极了。她已经喝得两颊泛红，仍然要大家举起杯来一起尽兴干掉。她仿佛还很满足自己此刻的位置--她是这间小屋和这几个人的中心。

几个杯子叮叮当当碰在一起。好象几颗热烘烘的心碰在一起。心仿佛也斟满酒，醉醺醺了。在酒意朦胧中，我感到，我们好象回到了一九五三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一九年，那些真实、赤诚、献身的年代。那时代的一切都是自发的，非人为的，因此充满魅力；生活有希望，心中有信念，哪怕这信念中有幻想色彩，希望中有虚构成份。为它死，嘴角也含笑。即使你将来由于过失成为生活弃儿，错怪它欺骗了你。但人的一生中，赶上这样一次，也不枉来此一世呢！

迷人的一九七九年呵！一可能由于我喝了简梅的祝福酒，不久就全家迁回北京，我在报社重新领到记者证。经过严峻的岁月，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变得郑重和分明，它使这记者证变得象铁制的一般沉重。

这期间，简梅和简松正努力从黑龙江调回北京。他们来找我研究。我在报社，报社是一个长着一张巨嘴和十万个耳朵的大脑袋。消息灵通，联系面广，能够帮助他们。我也愿意帮助简梅，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多接触她？我模糊而幸福地感到，她对我有种好感；是好感还是一种信赖？她知道我是个音乐迷，几次从简山川那里搞到来华演出的维也纳、费城、波士顿等交响乐音乐会珍贵难得的入场券，并陪我去看。此后这姐弟俩的户口都弄回北京来，连铺盖卷儿也从遥远的地方运回来了，她家里一切悬留的问题都已解决。十年劫难里查抄去的东西和扣发的薪金一律发还。有如寒飙吹尽，这株几乎断绝的树重新又葱笼起来。生活把能发还的都发还了，无法还的则永远欠着。比如欠她死掉的妈妈，欠她可能放出光华的音乐生涯，还欠她什么？光阴？当然不仅仅是光阴。十年正常而良好的生活，会使她获得多少宝贵的精神积累。但她现在还看不到，也不当做一回事。生活陡然的转机带给她的快乐暂时压倒一切。可是当生活象潮水那样平静下去之后，她会茫然地将这一切寻找。有些也许还能找到，有些永远给流逝的时光冲去……如何补偿？她大概想也没想。

虽然她和弟弟都回到北京。他们没有学历，没有特长，心气很高，却无所适从，找不到如意的工作，也不知什么工作如意，她渐渐苦恼起来。我又成了她减除苦恼的帮手。但是，在别人唾液里溶化掉的苦恼，转瞬会在自己心里重新凝聚而成。何况她的苦恼象浓烟一样摸不清，赶不散，紧紧笼罩着她。

起先，她对我劝慰的话点头称是，渐渐默不作声，后来她拿话反驳我。心情愈冷漠，对世事议论起来就愈苛刻。我们便开始了一种新的谈话方式：辩论。我心里清楚，她把我当做对立面，好发泄胸中郁闷。有时我故意刺激她，为了使她在泄掉郁气之后可以痛快一些。斗嘴使我们没有忌讳地交换和交锋思想，关系反而更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