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

“嘿，都是好。好不能概括一切，好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这些回头再谈吧！我先领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餐馆！”

她兴致勃勃陪我上上下下转了一圈。看了整座餐馆：楼下右侧是酒吧间，左侧是餐厅，楼上是专供包饭的单间。侍者都是华人。矮粗，长发，穿西眼，说广东话，互相长得很相象。黑西服的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衫，上面好象粘着一个蝴蝶形的黑领花。我总觉得他们象什么，后来想到了相象物就暗自笑了：象一群肥壮的企鹅！

餐馆格局小巧，家具和陈设都是中国式的，餐具是碗筷，典型的中国餐馆。新奇的是，整座楼所有屋顶都吊着横斜穿插的干树枝，上面扎着绢制的红白梅花。

“这儿应当叫做‘梅花酒楼’。”我说。

“这是老板特意为我装上的。因为我叫简梅--”她说着指指自己的旗袍，“这也是老板专为我定制的，你看，上边也绣了梅花。”她用受人恩宠、洋洋自得的口气说话。

“看来，老板待你很不一般。”

“当然了！他是以每周三百镑的佣金请我来当领班。原先我在东华餐馆当领班，一离开那里，那里顿时少赚一半钱。东华餐馆的老板再花大价钱请我去，我反而不去了。”

“你真行。是因为你漂亮，还是能干？”

“两样都有，你说呢？”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

说着，我们又回到走廊的沙发上坐下。跟着就来了一个传者，给我们送来两杯热咖啡，一个奶罐和一个糖缸。简梅下意识地搓着两只雪白细长、涂了银色指甲油的手，并没有答理这侍者、我对传者说一声：“谢谢！”侍者先是莫名奇妙地一怔，随即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朝我一连深深点了几下头才走去。

简梅说：

“你为什么谢谢他？你来吃饭喝茶，得付钱，他赚了钱，就得谢谢你。这儿可不象国内--你对服务员点头哈腰，他不高兴答理你，照旧不答理你。那种服务员要是到这里来混日子，保准不出三个月就得饿死在泰晤士河边。要不就得学会笑。怎么？你笑什么？这也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吗？”

我又笑一笑，说：

“我谢谢他，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同事。”

“去他的！这些家伙都是在香港混不下去，才跑到这儿混日子来。我刚到香港，他们叫我‘大陆崽’，瞧不起我！可到了这儿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我现在是领班，管他们，都得听我的。哼！我要是想拿他们泄泄气、开开心时，就叫他们‘香港崽’，气他们！香港算个屁！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脚趾头，还是最小的一个。”

“哟，你居然也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情感了？”

她描过的黑眉毛一挑。显然由于义气用事，缺乏防备，失口叫我抓住什么，她一时反不过嘴来，马上换句话说：“十一点半了。我去找一个人替我顶班，咱们吃饭去！”她站起来。旗袍和高跟鞋使她显得挺高。

“老板不会扣你薪金？”

“你来之前，他到俱乐部赌钱去了，一赌就得到半夜。他走了，我当家。现在客人不多，只有几个‘鬼佬’。懂得什么叫‘鬼佬’吗？香港人把外国人都叫做‘鬼佬’。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她进去一会儿再出来时，换了一身黑衣眼，黑外衣，黑裙子，黑靴子，黑色挎包。黑头发反而不显了，白脸红唇却更突出。

“走！”她说。

我们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