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她先到香港，随后又随那男人来到这里。她没有离婚，据她爸爸说，她生活得相当如意。我只想亲眼一见罢了。

我一走进索霍区的唐人街，立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很象四十年代上海的霞飞路和天津的劝业场一带，只是更加破旧和灰黯。不知是这些旧楼维持着这里的人生存，还是在这里谋生的人维持着这些破房子的存在。只是林立的买卖招牌上写的都是中国字，注着英文。街上的人大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比起牛津街上来来往往、高大精壮、面泛血色、大步流星的欧洲人，完全两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来旅游还是久居此地？为什么在伦敦大街上很少见到一个，却都聚在这狭小又无趣的街上？来买他们自己用惯了和看惯了的东西吗？不，这些专卖中国物品的店铺，都是为外国人开设的。这些算盘、毛笔、宫灯、筷子、纸扇、铜佛和龙头拐杖呢？不过为了满足异国人的猎奇。他们又为何而来，……忽然，我这个远离故国才仅仅一天的人，好象失鸟飞回故林一般，一种亲切、熟悉、谐调、难舍难分的感觉，好象一团热气扑在我身上，使我陡然被感动了。哪来这种感觉？这些招牌上的中国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所说的家乡话？他们那些熟习的举止与神情？我想，炎黄子孙本色难移，肯定会万世不竭的！他们即使在地球的背面，在异国的闹市街头，也要顽强地开辟出一块使自己情感有寄托，心理有慰藉的地界……简梅也是为此之故，才来这里谋生吗？不知道。

“请问，钻石酒楼在哪儿？噢！对不起。”

我刚问一位路人，已然看见招牌。招牌极大，下边只有一个小门。但伦敦的铺子大多象牛魔王的肚子，口小肚膛大。外面只有一扇门，里边却上三层，下两层，多少英镑也填不满。

这是扇落地的无框的玻璃门。玻璃反光，如同不透明的一样。我才要推门，门儿自己开了，原来里边有位专管开关门、迎送客人的侍者。

“简梅小姐在吗？”

侍者朝我微笑一下，扭头用广东话叫一声。

简梅从里边的高台阶上轻快地走下来。她好象一直站在那里，就等着一声招呼。她一出现就使我一惊！她真是大变了样子，修长的身材穿着一条极合体的白软缎旗袍，下端绣着几枝花苞繁盛的银梅，又鼓又亮，好象金属的。外面被一件宽松又鲜艳照眼的大红毛衣。长长、打卷儿的头发自然地披落下来。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头发这样黑、这样好。白旗袍、红毛衣、黑发，加上雪白的脸儿、红唇、黑黑的眉毛和眸子；红、白、黑，分明又夺目，的确漂亮极了。她身后还跟着两个矮粗的男侍者，好象什么贵妇人在夜总会出场露面时那种气派。就在我俩见面的一瞬，她对我流露出的惊奇的目光似乎感到很得意。我却立刻后悔了，我应当装得不以为然才是。

她请我在兼做起坐间的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来。问我想喝点什么。“啤酒吧！”我说。

她从酒柜上端来两杯，给我一杯，她自己一杯。

“怎么样？”她问我。

“你很适合穿红的。”我说。不知我为什么这样说。

她更高兴。可能为此，她没有象往常那样，一见面就和我斗嘴。

“我爸爸好吗？”

“很好！”

“我弟弟呢？”

“大概也挺好吧：我出国前没来得及去你家，只和你爸爸通过一个电话。”

“你夫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