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啦？”他瞪起小眼睛叱搭我，“瞧你那胆儿，我又没反对集体化。我是说，当初搞得太死，缺个活泛劲儿。你比方，想吃碗老豆腐，麻酱、韭花、辣椒油那么一浇，好吃不？可上哪儿找去呀！街口那小吃店，偶尔也卖过，那不是老豆腐，是棉花套子。”他撒着嘴说，“硬面饽饽，好不好？冬景天儿，夜里，刮着风，电线呜呜响。老远的，听见梆子声，那是卖硬面饽饽的来了。你听那声吆喝：‘硬面儿——饽饽！’好听不？听不见啦！”

这几句话把我带回童年，仿佛那寒风里悠长苍凉的叫卖声又回荡在耳边，这也是一种诗意呀，北京生活是有一种散文诗的美。

“什么都见不着啦！你小时候儿，好吃半空儿。”二舅说。所谓“半空儿”，是那种入不了干果店的、一头瘪一头有一粒小小的果仁的花生。这是给小孩子吃的廉价食品。售卖者多数为落魄的老人。他们那带诱惑性的吆喝：“半空儿——多给！”会把嘴馋可又没有足够硬币的孩子们吸引过来。卖半空儿的老爷子们呢，眯缝着笑眼，伸出大手，抓一大把半空儿，一边往上提，一边缩小着手指头聚拢的空间，令人馋涎欲滴的半空儿们，一个接一个航天飞机似地“由空中返回地面”。及至老人的手放到小财神爷们伸出的手掌里时，那一大把半空儿却原来只有十几颗。这已经足够了，足够孩子们吃上老半天了。你不能像今天吃花生米似的，一颗一颗不住地扔到嘴里。你得慢慢地剥，享受那期待的幸福，然后把那果仁含在嘴里，一点一点用牙嗑，多品尝一会儿那香昧，多咀嚼一会儿那快乐。完了，没有半空儿卖了，也没有用麻绳串起来的山里红和脆枣了，自然也就没有卖枣核的了。（作脆枣时剩下的“下脚料”。枣核儿两端，有残存的一点点果肉，那也是孩子们的吃食。）我不得不承认，二舅的话勾起了我对旧北京生活的依恋，我不知这情绪是对还是不对。

“您可别老说这个，”我对二舅说，“生活一天天进步，您还老惦着过去的东西。过去的东西里自然也有好的、有滋味的事情，可那总是跟过去连着。新的替了旧的，必定也会淘汰掉过去一些好的东西，可总会有更好的来填上它们的空儿。您说是不？”

“不是。”他说，“我觉乎着凡是有滋有味儿的东西都得留着。巧克力倒是新鲜玩艺儿，太贵，也糊嗓子，我总觉着不如糖稀好。”

“要是有俩穿布拉吉、烫发、登高跟鞋的姑娘，在街上也拿俩秫秸棍儿边走边卷糖稀吃，您瞧着好看吗？”我问他。

“这有什么，民族化嘛！”他说。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他越来脾气越坏，因为平房一天天被高楼所替代，就连那些幸存的平房，也有不少已取消了纸顶棚，而改为洋灰顶。他退休了，也“失业”了。他总不能在灰顶棚上糊纸，虽然他是“赛灰顶”。可是，他保留着自己住室的纸顶棚，五次拒绝房管局要挑顶的通知，而且勒令我也不许追赶时髦的风尚，取缔那神圣的纸顶棚，以给他保持往昔荣光的最后阵地。我拗不过他，只好让我的住所，永久地古色古香。夜里，耗子们在纸顶棚上一趟一趟地游行，在绷紧的纸面上咚咚地敲鼓，在秫秸秆上磨牙玩儿，就手品尝一下干浆糊和大白纸的味道。房顶上的灰土，时不时地掉落下来，细小的灰尘从耗子咬开的小洞里温柔地洒到我的头上。我们孩子他妈笑着对我说：“赶明儿你戴上草帽写东西吧，好看，整个儿跟堂吉诃德的仆人桑科一样。”我恨死了这纸顶棚，除了上述种种乐趣之外，每到雨季，洁白的顶棚便成了世界地图。二舅可喜欢它，恨不得天天下雨，一礼拜给我糊一回顶棚，好让他手不闲着。不瞒您说，今年我就糊了八回顶棚了。不到四个月糊八回，您算算吧，钱不钱的先别说，这可怎么安安静静地写东西呢！

这个月，一个星期天，二舅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老三，求求你，给房管局说说去，别拆我的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