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是啊，创作的酝酿阶段是痛苦的。

“那就都说出来吧！”年长者敦促着我。

“说什么？”我问他。

“你背诵首长汽车号码的目的，编制的密码数字，你的真实身份，你的指使人！”首先发现我的那位勇士连珠炮似地说。

乖乖，他们把我当成了间谍！岂有此理，这是污辱！我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

“胡闹！我抗议！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个作、作家！”平常我可不敢自称作家，这会儿豁出去了，反正说我骄傲自大总比被当作特务好受些。

“知道，知道！作家！老作家啦，做这事儿不止一回了嘛！”

天呐，他们真顽固，认准了我是间谍！

我嚷嚷着：“你们，主观主义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目无法纪！”

“什么？目无法纪？”他们倒火儿了，“我们怎么你了？打你了？骂你了？给你戴手铐了？不过问问你嘛！你凶什么？你这是诬蔑，诬蔑公安干警！”

好，我又得了一条罪名！

年长的干部拖长了声音，解劝似地：“你不要急嘛，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他的语气分明在强调后者，我被内定为“坏人”无疑了！

我压住火气，对那个拍我肩膀的人说：“跟我来！”说罢走出会审堂。

他果然跟着我，距离我三步之遥，大约是怕我突然掏出手枪反身一击，或者扑向他吧！这是近来电影上常有的动作，颇为时髦，可惜我始终没想到要练这手儿。

我走到自己的“行宫”，开了门，进去。他可不进，侧身站在门边——多高的警惕性——我拿出介绍信、记者证，扔给他。他接住，命令我：“不许出去！”“哐当”关上了门！我又受了软禁。

我坐在柔软的沙发椅里，这“行宫”最初给我带来的自我平衡感一下子消失了。沙发里好像安着三千个尖儿冲上的大钉子。灯泡里，收音机里，花瓶里，说不定都有窃听器。我倒在钢丝床上，用散发着香皂味儿的绸被子盖住头！我精神上散架啦，垮啦！

这一夜我做了数不清的恶梦。被批斗了三十二回，枪毙了八次，还有一次被活埋。黄土一锨锨地堆起来，一直盖住了我的头。我憋闷得难受，大喊一声，醒了。好一身臭汗，带香皂味儿，可还是臭。香臭香臭的。

清晨，我在床上发呆，有人推门进来。老孙！我们单位的人事科长。

“你小子，干什么事儿啦？让我半夜坐飞机折腾来？”他笑着问我。

“唱了唱汽车号码儿！”我哭丧着脸说。

“唉，那玩艺儿能唱吗？要能唱，作曲家就该在汽车上找素材啦！你们这帮掂笔杆儿的，真怪！”

“可也不能把我当特务审问呐？！”我赌着气说。

“算了！人家也是工作需要！保护首长的安全嘛。态度粗鲁了点儿，说开了就算完了！也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