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这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的两个字。我们茅屋四周总有掮枪的人，他们是被指派来监视父亲的。其实全家人都在他们的盯视之下。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事，连走路都轻轻的，说话时声音也要压得低低的。父亲平时要被喊到离我们家五六华里的一个小村去做活，因为他没有资格在园艺场做工，做临时工也不行。

可以想象，父亲如果早一年回来，我上学的事肯定会化为泡影。妈妈当时为了让我上学费了多少心思。因为总要上学啊。可是除了园艺场子弟小学之外，离这儿最近的学校也有二十华里。妈妈一次次央求，好说歹说才被应允。我终于要上学了，这是我们在当年惟一一件值得庆幸和纪念的事情。

上学前，妈妈和外祖母一遍遍叮嘱我：千万要听话啊——听各种人的话，老师的，同学的，反正无论是谁都不要招惹，千万别招惹别人啊。她们说求得这样一个机会多么不易，稍有闪失，这辈子就再也别想上学了——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这是我必须记住的，即在外面千万不能提到他，不能提到父亲。

就这样，我心里装着一大堆禁忌，战战兢兢背上了书包。尽管如此，出门后全身都是难言的兴奋，还有一点紧张和胆怯，心跳一个劲儿顶撞胸脯。难忘那个春天的早晨，当我翻过小果园后面的沙岭慢坡，斜穿过一片灌木林，进入更大的一片果园时，一眼就会看到一片红砖房子。那儿有冬青树墙，有垂柳，有水泥筑成的乒乓球台和草地。操场很大，边上长了可爱的法桐树。一排排穿得花花绿绿的学生正从红砖房里走出来，唱着歌。我像看着神话中才有的这一切，激动得一声不吭。

3

可能因为我太沉默了吧，从第一天开始，学校里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我每时每刻都是拘谨的，尽管我总是想法遮掩它。我试着对同学和老师微笑，或者至少对他们说点什么才好——试了试，很难。我更多地记住了妈妈和外祖母的叮咛，小心翼翼地对待一切。可这样久了，又渐渐觉得自己像个木偶，总是机械地移动，挺可笑的。

从学校出来，一个人踏上那条灌木丛中的小路时，我才重新变成了自己。我又恢复了一个人在林子里的欢快心情，又叫又跳，大声呼喊那只飞在头顶的云雀。当登上沙岭之后，一眼看到那片小果园、园子当心那幢棕黄色的茅屋时，心上立刻一沉，又变得像它一样沉默了。我坐下来，两手按地，然后像只田鼠那样，悄无声息地从沙岭上滑溜下来。

值得庆幸的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同学和老师知道我们家的详细情况——我们的茅屋、父亲，这一切奥秘他们都不知道……但我想校长可能知道，因为他的镜片后面有一双好奇的、诡秘的眼睛。我于是像躲避灾难一样躲避着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终于有了几个谈得来的同学，他们大概开始把我看成朋友了吧。其中有几个甚至提出要到我们家玩，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家不在场内宿舍区，而是在一片林子的深处，并且是一幢茅屋——那该是多么有趣啊！他们嚷着要来，我却非常害怕。我用各种借口阻挡他们，好不容易才挨过了半年。

但可怕的一天还是来了。大约是星期一的早晨，我一进教室的门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上课铃敲响之前，教室一角的几个人一直嘁嘁喳喳的，他们一边议论一边往我这边看。我的心开始扑扑跳，只装着低头看书，两只耳朵却在捕捉他们的声音。我听到了“黑子”——全班个子最高、最让人惧怕的一个人，他父亲是场部的民兵头儿——正在高声喊叫——天哪，他在喊我父亲的名字！

我觉得全身的血液轰一下冲上头顶，接下去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们还是喊、哄笑。我仍然低头看书。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全班同学的目光一齐投在身上的那种刺疼。那些尖利的目光合在一块儿，重若千斤。

“你们可得离他远点儿，小心沾上毒水！”

“黑子”一喊，我的同桌真的把身子往一边闪了闪。教室内静得很。

只是一会儿工夫，又是一片嗡嗡声。这乱哄哄的声音直到上课开始、老师走上讲台才渐渐平息……

那一天是厄运的开端。从此学校对我而言就像个樊笼和地狱了。“黑子”喊出的话像病菌一样无休止地蔓延开来。我明白许多人都知道了我们家的事情，特别是父亲的事情。我发现所有上课的老师也都把一切搞得清清楚楚了。因为他们上课时偶尔要扫过来一眼，那目光里混合了各种各样的意味：厌恶、好奇，还有一点点怜悯……

但我没有把这些告诉母亲和外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