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老似乎对纪及更感兴趣一点，迎着他点头，笑笑：“好么，很年轻么，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么，大有希望么。好么！”

于节又说：“您的传记我安排了他们一起合作，两个人相互取长补短，一定会完成得很好。他们准备先熟悉一下材料，在下半年把初稿拿出来，到时候还请您……”

霍老的手小幅度地挥动一下，打断了于节的话：“不必了，初稿出来你看一下就可以了。你是很熟悉的嘛。嗯？”

于节说：“如果那样也可以；我担心您的时间和身体……那算了吧，就由我来定稿吧！”

霍老呷一口茶水：“好的，就这样吧，好的。”

他把目光转向我和纪及，语调极其低沉、和缓：“本来么，我不值得你们一写，我有什么可写的嘛。可是更上边，有关领导同志还是坚持写一写。这作为一个抢救项目，我不得已只好同意了。不过，我希望你们更多地写一下土地和人民，而不要过多地写我。要记住，多写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人民！”

这时候于节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飞快地记了起来。这一下让我和纪及都有点尴尬，因为我们竟然没有带一个本子一支笔。霍老好像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瞥了瞥我们，又转身看看于节，盯着他飞动的笔尖说下去：

“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于节点着头：“是的。”

霍老仰靠在沙发上，微微闭上了眼睛。我发现他梳理得十分齐整的头发在沙发的靠背上蹙了起来，看上去越发像一个老太婆了。他眯着眼，显得十分慈祥。他厚厚的嘴唇一定阻碍了他的语言功能，所以他说起话来就格外慢、格外费力。这时候他大概已经陷入了沉思。也许我们不该过分地打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哪怕是短短的一句话、一个字，也可以引起他各种各样的回忆……

就这样，会客室里静静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见。终于，纪及把面前的杯子弄出了响动——他大口地喝起了水，接上说了一句：

“霍老，您给我们谈得细一点吧，这样我们写起来就容易了。我们希望找机会跟您更多地谈一下……”

于节马上有点慌促，看看霍老又看看纪及。霍老睁开了眼睛。我觉得他的右眼——就是目光冰凉的那只眼——往纪及那边用力地看了一下。我发现纪及在这目光下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缩。霍老开始回答他的话，不过依然像刚才一样的语气：

“这些你们可以去找于院长了，他还会给你们提供一些材料。我最近身体很不好，事情也多，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于院长……”

于节立刻把话接过去：“是的，我那里有很多材料，你们找我就可以了，尽可能不要打扰霍老，他现在连很多重要的会议都不能参加了……”

纪及好像又说了一句什么，十分惋惜地搓了搓手。他又大口喝茶。

就这样，一次重要的接见结束了。从跨进会客室到离开，大约只有二十分钟左右。这越发使我觉得有点沉重，一种被压迫被压抑的沉重。我们作为一本传记的执笔者，当然想与对方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了解。我甚至想了解这座小楼里主人的日常琐屑，他的生活习惯，等等。比如说通向会客室的这个走廊尽头的房间，它是怎样的？它的陈设？在大厅里弯弯向上的楼梯铺了地毯，踏着那个舒服的楼梯走上去，里面还会有什么？当然，这些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我并没有放肆到提出这些要求的地步。

3

我和纪及开始消化材料。这些高高积起的复印件啊，全是一些有关霍老的事迹介绍。我觉得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使用这些材料，将它所提供的一切加以剪裁，用一种严肃的、同时又不失活泼的笔调写出来。如果有可能的话，再配一点图片，这可能就是一本不错的书。可是纪及偏偏那么认真较劲，执拗得很。他说：

“一定要看霍老的著作。要看他亲手写了什么，这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的……”

他要从那个人的字里行间去了解一切，寻找一颗心灵。我明白，也完全能够同意，可是我似乎有什么预感，甚至有些担心……我没有说什么，既没有反对纪及，也没有表示赞同。因为他是对的。纪及向于节提出了这个要求，于节也不好回绝。几天之后，于院长终于让办公室的秘书送来了好多材料。这些材料有的还带着图书馆的标签，有的依然是复印的。纪及很快把这些材料读完了。刚开始他还做了卡片，后来干脆连卡片也不做了。他从中找了几份让我看。有一些书不是霍老的，只是作为主编在书上落了名字——对这类著作纪及一概不看。他要看的只是霍老亲笔写下的东西。他给我的几份材料都是一些哲学方面的文字，比如《再谈真知来自实践》，《谈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等等。说真话，作为哲学著作，这些文字有点过于浅显。不过这毕竟是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再加上时代的局限，似乎不必苛求。但接上纪及又把复印出来的一些诗作给我看了。应该说我是这方面的一个“小小专家”。

感受如前相同。那些关于“战地重游”，关于“大海”、“大河”的感慨，关于历次“生产运动”的颂扬，只是一些文白夹杂的押韵句子而已。是的，时代的印记；还有，就是它所特有的某种淳朴和清新——甚至是刚健与单纯交织的特别气质。尽管如此，也还是与霍老极大的诗名形成了强烈反差。我随口说：“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