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胸部的肌肉正有力地反弹她的拳头。

“真是个好小伙子！”她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她说这些时，一双眼睛平静而纯洁。

她重新坐到办公桌前，我这才发现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大家不知什么时候下班离开了。我说：“娄主编，我们也该走了……”

她坐在那儿没有应声，眼睛望着窗外，眸子里好像渗出了一层什么。她很少这样。这时她像刚刚醒过神来，点点头：“嗯，我们走。老于的车子也快拐过来了。”她说老于正在哪儿开什么会，正好拐过来捎上我们。一提到老于她又抱怨，“他啊，把院里的什么事情都包揽了，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其实很多事该找人家霍老……”

从娄萌的话里常常能听出对那个人的不满。但像过去一样，这次她很快转而赞扬起来：“当然了，霍老年纪大了，兼职太多，总不能参加那么多的社会活动。不过霍老德高望重，有些场合还是非出面不可啊，这可不是我们老于能取代的啊！”

她在说霍闻海。我发现提到这个名字时，她的声音马上有些变，像要说一句悄悄话却又忍不住提高了声音似的。我知道，霍闻海对于许多人而言，都算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庞然大物。事实上就是如此，任何时期与任何时代，总会在一些角落流布着一些超级人物，他们有的貌不惊人，业绩平平，有的甚至还有着可怕的缺陷，但就是不可忽略不可埋没。这些人大半是权高位重，或在历史的交叉路口占据了奇特的位置，使人望而生畏。霍闻海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他年纪很大了，但也许是资历或其他某些原因，年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比如说他像大多数这一类人物一样，非但身体很好，而且有着一副恒久不变的容颜。我是说，当经过了一段长久的时光的考验之后，他们的面容似乎就停滞在那儿了，再也不会改变了。我甚至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也是一个神秘的令人畏惧的人物，他在接近八十岁的时候突然变得更年轻了，面部的皮肤就像婴儿一样细嫩。比如说我见过的霍闻海，他绝不像一个老人，那样子可以说名不副实；总之他应该算是一个老人了，可就是没有一点老相。当然我是从远处看到的，因为我不太可能从更近一点的地方端详了。其实这个人能让我看到就不错了，因为对方一般场合是不露面的，他是那种过早地把自己隐匿起来的人物。神秘，然而却并非是故作神秘，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某些“要人”的特征。这一点许多人想学，想模仿，可就是学不来也模仿不来。有人尽管年纪不小职位也不低，可身上的轻浮气甚至是贱痞子气弄到最后还是与日俱增。这也没有办法。有的人天生不是贵人，即便浑身挂满了勋章也无济于事。而霍老——是的，许多人早在十年前就这样称呼他了——只在那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才露一下面，就像电光石火一样，稍纵即逝。科学院只是他以前分管和过问的部门之一，那里大约有一多半的人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更不用说别的了。平常那些应酬，那些繁琐的事务，理所当然全要落在于节头上。所以娄萌的抱怨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她不愿在我面前流露更多罢了。她怕有什么话传到霍老耳朵里。实际上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她每每流露出类似的委屈，我都忍不住要深深地同情起来。我想安慰她，但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我害怕她的泪水在这样的时刻突然就流出来，我担心自己忍不住，会伸手拍打她的肩膀或递过一块手帕之类。谢天谢地，好在没有出现这样的场景。

办公室常来一些年轻人，最多的是大学生们，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各色闲散人员。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热情澎湃，谈话时常常没有任何过渡就直接进入忘我境界，激动不已。他们管杂志社里所有的人都叫“老师”。那些可爱的姑娘把这儿看成了神圣的学术和艺术殿堂，而我们则把她们看成了青春的象征。我总是很好地、恰如其分地给她们以帮助。我从没有说过一句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话。我喜欢她们的热情、昂扬、不加掩饰的情感流露，但我想自己仅仅是、始终是一个合格的编辑，一家杂志的工作人员。姑娘们离开时，我与她们招手告别——我不记得曾主动地与她们握过手。可马光则不然，他一有机会就要抓住一双双纤手，而且总要握上很长时间。这在我看来显然是不够妥当的。在业余时间，我总是尽可能地避开这些年轻人，那时候我只愿沉浸在老朋友们当中，沉浸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如果有哪些更热情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找上门来，我也会把他们约到上班时间，约到办公室里。这样，娄萌，马光，所有的同事都在一块儿了。我发现自己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谨慎。

另外，我们办公室的小打字员是一个嘴巴有点歪、但看上去却是十分讨人喜欢的姑娘。我来这儿不久就发现，很多人都愿到打字室去，有人找一个借口，一钻到里面就不愿出来。听说前几年我们的老编辑甚至为她犯了错误——同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待着，满脸胡子的老编辑却一封连一封写信给她。小打字员刚开始搞不明白，还以为那些信件都是需要打印的稿件，就把它们统统打了出来。结果最后她明白过来已经有些晚了。当然是马光看得透彻，他立刻就报告了那个石猴似的领导。严肃的老人戴上金丝边眼镜，把打印得清清楚楚的求爱信一篇一篇看过，边看边用红笔在上面画线，最后批了一句：“何其相似乃尔……荒唐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