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张遵旨出师，是既考虑了全军的荣誉，也窥测出种师道害怕出兵的隐微，故意针对他抢先提出来，含有对他挑战的意味。

然后是杨可世和辛兴宗相继发言，都以相同的理由支持姚平仲的主张。杨可世强调好男儿应当从一刀一枪上博得本身的荣誉，太好机会，岂容错过。辛兴宗强调的要遵旨出师，恪遵朝命。

杨、辛两将都是童贯赏识，特加提拔的人，在军中都有特殊的地位，不同的是杨可世以此为耻，辛兴宗以此为荣。杨可世本来就是西军中最著名的战将，自恃材武，多立功勋，一旦受到童贯的赏识，反而使军队中对他产生了看法。他希望出征作战，为自己进一步树立功名，也借以洗刷那个难听的名声。辛兴宗没有杨可世的自信，只好更多地依赖“恩相”的庇护。他们辛氏一门，兄弟五人，都由童贯一力保荐，在西军和京师的三衙中做到大将或高级偏裨的地位。对于他，“恩相”和朝廷是同义词，“恩相”就是朝廷，朝廷就是“恩相”。遵奉“恩相”之命，出兵一趟，有酬可索，劳而有功，何乐而不为？

非种氏系统的将领纷纷表示了意见，一般都倾向于出师，他们的主张非种师道所能左右，但是他们的发言权毕竟是有限的，现在要听种氏的人说话了，大家都把眼睛觑着老成持重的种师中。

种师中是种氏家族的人，具有限于他的识见难于避免的狭隘的家族偏见，但也仅仅不过是那么一点儿，他并非依靠家族、祖先和老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自己多次陷阵血战，真正在战场拚命，才取得目前的声誉和地位。作为一个经略使，种师中是由朝廷批准任命，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却需要由部队、广大官兵共同的批准，这和朝廷的任命完全是两回事情。种师中是在高级军官中享有那种“真正的军人”荣誉的少数人之一。还有更重要的是种师中不像他老兄那样锋芒毕霹，而常常能够克制感情，顾全大局，用自己的谦逊和诚恳来满足别人的自尊心。由于他不强迫别人尊敬他——这在他的地位上是容易做到的，因此他在全军官兵中获得了许多自尊心很强、往在要采取一些措施强迫别人尊敬他的将军们所不能够获得的普遍的尊敬。

“官家手诏，岂可违背？夷适（姚平仲字）言之极当。”他沉吟半晌，似乎经过极大的思想斗争后，才毅然提出自己的看法道，“弟所深虑者，我军自成军以来，百年中只与西夏及诸羌对垒作战。除了去年刘太尉去江南一战外，其余各军，不出西北一隅^[yú]，见闻有限，河东，河北，足所未履，燕云诸州，目所未睹。人生地疏，军情不谙，一旦大军东出，制胜之策安在？这一点，诸君倒要慎重筹思才是！”

种师中提出一个具体的困难，引起大家思考。接着，众人又听到全军总参议赵隆的深沉的声音。

“端孺（种师中字）所虑甚是。这等大事，必须计出万全，才有胜算。岂可孟浪从事，陷此一军，兼误了朝廷。”

赵隆长期在熙河军中服役，不仅与姚平仲的父亲姚古、还与姚古的父亲姚兕共事过。本来早已到达退休告归的年龄，无奈种师道出任统帅时，死活把他拖住了，一定要他担任全军总参议之职。种师道以与他共进退为要挟，使他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允承下来。他是那种与军队同呼吸、共命运的职业老军人。他除了部队生活以外，别无个人的家庭生活（他的妻室和早年生育的子女早已去世，只留下一个孤女，在军队里养大），除了军队的利害外，别无个人的利害，既然承担了总参议，就决定不做一个素餐尸位、拿干薪、领请受⑤而无所事事的那种幕僚。那种人，在部队里也像在其他的机关里一样多的是。赵隆没有把军队当作养老院，没有把自己当作统帅的清客，而把自己看成为一张弓弼⑥，专门用来矫正军队中发生的一切不平之事，有谁的言行不符合全军利益，他就要出来讲话干预，不拘情、不姑息、不纵容、不怕得罪人。他就是以这种伉爽直率的性格为人们所喜欢、所容忍、所气恼、所敬畏的。有人在他的背后说笑话，说他的大名和表字应该改动一下，改名赵弼字子正，才符合他的性格与实际。他的为人实在太严肃了，以致像这样一个丝毫无损于他的尊严的笑话也没有人敢于当着他的面讲出来。有一天他倒反向别人请教，这个他间接听到的赵子正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干过些什么？要来干什么？一般说来。军队里都不欢迎朝廷派来干预军事的文员，赵隆还当这个自己的化身赵子正是朝廷派来的文员哩！

在这次军事会议以前，赵隆是种师道把刘锜的任务向之透露的唯一的僚属。他考虑了全盘利害，认为不依靠自己力量，只想利用他人投机取巧，侥幸徼利，照这样发动的战争，不会有好结果。他发表了比种师中更加坦率的意见，反对出师伐辽。他引用了《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句格言后，接下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