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末期，金兵南侵之势已成，两河地区，首当其冲，这是谁也看得清楚的事实。当时充任河东路安抚使的张孝纯和真定路安抚使的刘鞈都是著名的“边才”，在军事、民政、培训后备部队方面各有专长，各著功勋。宣和六年十一月，朝廷派蔡靖接王安中之任，充当比河东路、真定路更重要的燕山路安抚使。当时舆论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相信他能拿出有效的办法来钳制郭药师八只横爬的足，重措燕山路于磐石之安。舆论对于过去声名不太狼藉的初任官员都是这样期望的。何况当时，他官拜为保和殿人学士，比刘鞈、张孝纯的官衔都要高出一头。即使在政宣时期，权奸横行，许多人把大官看得一钱不值，但只要他依傍权门的色彩不太浓厚，仍有人把官衔看成为一种衡量标准，把他的官衔与他的道德、品行、学问、才能等同起来，成为一个混同体而肃然起敬。

这是一种社会偏见，可是这种偏见由来已久。

其实，撤去与王黼、蔡攸关系密切的王安中，而代以派系色彩较淡的蔡靖，这还是朝廷当权派的一个阴谋。把蔡靖撂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一烤，炙一炙，把他烧得皮焦肉烂，混身冒烟，那时就可宣称：与他比较起来，王安中还是此胜于彼的。只要能够压倒政敌，抬高自己的一派人，不论要国家付出多少代价都行。这在官场上，不仅是不乏其例而且已很难找到相反的例子了，可是，一般人不明真相，他们真以为朝廷已有去旧布新的决心，从而期望蔡靖能够出现什么奇迹，扭转乾坤。

一年前，蔡靖就是在这种期望和信任声中来到燕山府履新就任。他倒颇为珍重自己过去的官声，再加上安抚使也是他仕宦阶梯中不可缺少的一级，只要在燕山任上太太平平地过一、二年，他就有希望调回东京出任宰执。因此明知燕山府是个火坑，他也得去跳一跳。

不过幻想很快就打破了，既然童贯对郭药师也毫无办法，只得退避三舍，不敢见面，他蔡靖一个文员拿郭药师还能有什么办法？要他创造奇迹，力挽狂澜，那无异是白日做梦。他慢慢地适应了这种局面，他学会苟且自容之术，看见郭药师当面恭维一番，有时在一些无关宏旨的小事上，估计不致触怒郭药师，也争论几句，偶得俞允，回去就在幕僚面前夸奖：“汾阳毕竟不凡’。在相反的情况下，受了一肚子闷气，当面不敢作声，只好在家人面前痛骂“轧荦山”跋扈难制。这两个称呼，如前所述，对于郭药师早已是不关痛痒的了。

金兵出动前旬日，郭药师得到刘彦宗的诱降书，已知确悉。他调兵遣将，自己就坐镇在三河县，已有多日未回燕山府。不久，蔡靖也得到金人即将入寇的情报，他也忙起来，与属官、幕僚、家属等商量应变之计。会议中，有人主战，有人主守。安抚使司参谋沈琯曾在小种经略相公麾下任职数年，懂得军事，主张水来土掩，兵至将挡，如能发动常胜军一战挫敌，斡离不的野心自戢，说得振振有词。另一名幕僚，著名书画家米元章的女婿、安抚使司勾当公事吴激主守。认为燕山一路的大军全归郭药师自己掌握，如在东郊与金人猛搏，是孤注一掷的勾当，万一失利，大势去矣！不如劝告郭药师持重坚守，徐伺其隙，再图退敌之计，说得也不无道理。主战主守，两种意见截然相反，蔡靖心里委决不下，他不顾天色已晚，征得守卫的同意后，就带着儿子松年一齐驰至三河去见郭药师。

郭药师面色极其难看地接待了他父子俩，问道：

“天色已晚，大学父子驰至军前，不知有何见教？”

“闻说檀州有失，敌氛日恶，事关燕山一路存亡得失。这几天又不知太尉行旆何在？今日幸蒙赐见，有关战守之事，尚幸赐教。”

蔡靖说得十分婉转，想不到郭药师直截了当地就回绝他道：

“战守大计，药师自有权衡，无与大学之事。大学父子且回燕山去听候消息。”接着又极不礼貌地警告一句道，“药师明日尚待至居庸、南口一带视察边情。药师行踪，事关军事机密，大学知道了也休得声张。”

这次郭药师来到三河，原属机密，不知如何被蔡靖打听出来了，跟踪追至。安抚使司里好象装着个大喇叭，蔡靖今天做的事情，斡离不那里明天一定知道，哪还有什么保密之可言？这句警告的目的是不准蔡靖随便泄露他的行踪。蔡靖自然也听得出来。经过这一年来的锻炼，这时的蔡靖颇有点唾面自干的休容精神，得了郭药师这句回话，就兴辞而出。一路上与儿子研究郭药师的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