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开始，他就秘密地驻军三河——劝降书中提到的金军主攻方向——不再问到燕山村去。他检阅了手下的兵力，部署了对金作战的方案，做好一切应急准备。郭药师确实不愧为铁腕人物，他考虑周到，行动迅速，在短短几天内，就悄没声息地把一切都布置得十分完善。

郭药师的布置要对三方面保密：金朝、宋朝以及部下一直想要降金的张令徽等将领，因此他的一切行动都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和警惕性。

安抚使蔡靖、转运使吕颐浩、廉访使梁兢是燕山路地方的三大长官。他们虽然是站在郭药师个人利益的对立面的，但对郭药师过去已得到的好处，并未成为阻力，对他未来的事业可能还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对于这样的人，不必消灭他或者驱逐他，而应该加以严密的监护。从金人入侵那天开始，郭药师就派人暗暗地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似乎还蒙在鼓里，一夕之间，忽然发现自己已被锁在一口大铁柜里。他们的自由只限于在燕山府高峻的城墙之内。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们可以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譬^[pì]如向朝廷告急，向邻道请兵请粮，发文檄痛斥金邦的背信弃义，作出誓为朝廷慷慨殉节的姿态等等。这些文书经过检查，只要不指斥郭药师和常胜军，都可放行，但绝不允许他们离开燕山府。

至于宋朝政府所有的财产、文书、册籍等，事实上已早在他的控制中，谅也逃不出他的掌握。

常胜军内部本来就有亲宋、亲金两派，现在实行抗金，自然要借重亲宋一派的军事力量，他判断刘彦宗劝降信中指出的进攻路线是真实可信的，便于他作迎降准备。因此只要把主力大军集中在三河一地，其它边城得失，都无足轻重。他甚至把驻守北门锁钥居庸关的赵松寿也调来，把战胜的希望寄托在这支军队身上。赵松寿勇冠三军，比兄弟有过之而无不及，郭药师对他一军十分放心。只有赵鹤寿本人因病留在燕山府。

郭药师不放心的是张令徽、刘舜^[shùn]仁等将领，他们早就鬼鬼祟祟地与金朝勾搭，这个，他不但早有所闻，而且本人也通过他们去和刘彦宗搭线。想投降，当然需要他们通路子，现在决定抗战了，反过来就要防备他们临阵出卖自己。一生依靠投机起家的郭药师怎能不提防手下人也来一个投机，抄自己做过的老文章？张、刘二军本来就驻守在三河一带，现在把他们调到次要的偏南地区，另外又派了自己得力的亲信率部渗进二军的队伍中间，临时打乱他们的编制，以防止他们的异动。

所有这些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布置，在斡离不大军到达三河县的前一天都已完成了。论实力，并不输与对方，讲谋略，自己也有一日之长，因此在决战前夕，郭药师的意态相当舒展。

（二）

燕山府沦陷时，身当其冲的燕山路安抚使蔡靖乃是这个官职的最后一任。随着燕山府及其附近州县全部沦陷，这个地区划归金朝所有，两宋政府再也没有恢复一个名为“燕山路”的行政区以及它的高级行政长官燕山路安抚使副。

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办法，在东晋和南朝时期，北方许多州郡早已沦陷，南方政权在其所辖的范围内“侨置”州郡，地方在南方，名称却是北方的。譬如河北东南部本来有个冀州，河北沦陷后，南朝政府又在郁州③侨置冀州，以示不忘收复失土之意。这是一种“精神收复法”，不是通过军事政治的努力，从实际上收复失土而是用一种象征性的手法，在意识形态中收复失土，这种“精神收复法”有没有实际意义，起了什么作用，是好是坏？这要放到历史的具体条件中去评论。可是南宋政府连这样一种象征性手法也没有敢用，因为当时北方大片土地被金兵攻占，南宋君臣一心只想泥首乞降，唯恐金人不肯笑纳这笔重礼，怎敢再提收复之事？后来和议成立，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金朝对北方土地的占有权，从而收复失地变成了非法行为，要求收复的思想也变成为非法的思想，写下了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燕山府沦陷是个历史悲剧，身为最后一任安抚使的蔡靖在酿造这个悲剧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虽然考核他在这多灾多难的一年任期中可说是无所作为，表面上看不出他应负多少责任，但是一个长官的“无所作为”，就在事实上使得别人“有所作为”。无论郭药师，无论斡离不，在这一年中都是很有作为的。“傀儡就是帮闲”，不能以傀儡作为替自己辩护的理由，这个历史教训是惨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