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给马扩续诗的刘锜这时做了一个希望用沉醉来麻痹离别痛苦的手势，补足了她娘子的词意：“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在长亭饯别的酒筵中，他们都喝了那么多的酒，可是醇酒也不能够麻痹痛苦。到了夜深酒醒，痛定思痛时，他们彼此都会感到这从心头剜下来的肉再也不得再生了。

（七）

官家对刘锜的惩罚是费尽心机的（惩罚还没有轮到马扩，可能是因为官家把他看成为从犯，可以罪减一等，也可能是目前还要派他用场，内定缓刑，如果属于后面的一种，一旦轮到他的时候，前后账通算，就不可能像对刘锜那样客气了），而师师对官家的惩罚却是更加严厉的。从此以后，官家再也得不到师师的允诺前往醉杏楼去探访她。她和官家将在天翻地覆以后，在谁也料想不到的场合中被迫再次见面的，那是他们间的最后一面。

看来，一切都到了结束阶段。六月初五不欢而散的庆功大典似乎是东京人最后一次盛会。一种不祥的末日感悄悄地罩上了东京人的心头，再也揩拭不去。他们也明白总算帐的日子终于就要到来了。

平州事件的发展，一如马扩预料，张觉被加强了的金军打败后果然逃到燕京来要求收容。举棋不定的北宋政府先是听从郭药师的建议，暗中收容了他并加以保护，后来在金人严词责诘下，慌了手脚，又把张觉出卖，绞死后斩了首级进去给金人。严厉的金朝政府，显然不会因北宋政府这个乖乖听话的举动，恩赐它一块糖吃，反过来却成为不断挑衅以及后来入侵的借口。

不过这种借口并无多大意义，金人要向宋朝用兵是势所必然的，如果没有这个借口，也可以另外制造一个，要制造借口还不是最容易的事情？这时阿骨打已经逝世，以吴乞买为第二代皇帝的金政府早已订定了对宋用兵的国策，决心要使北宋皇朝成为辽朝之续。边境纠纷，层出不穷，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事端。有见识的入都看到一场新的战争已无法避免。

两年前马扩曾经把这种可能性向当局者提出来，要当局者预作绸缪之计，受到王黼、童贯的责备，说他是杞人之忧，说他沮坏两朝的邦交，有妨国计。好大的帽子！如今这种可能性已经发展到这样明显的程度，即使他们这帮人，心里也有点惴惴然起来。可是宣和君臣的政治原则是“不见棺材不哭娘”。金朝大军入侵的警报正式到来的前一天，他们仍然不放弃金军未必会来的幻想，警报正式来到以后，他们也还抱着金军未必就会杀到东京来的幻想，及至东京失守后，他们（包括靖康君臣）也还抱着金军未必就会灭人之国、俘杀君臣的最后幻想。

在日益紧张的局势中，马扩写的条陈和建议真可以塞满一口专柜了。当局者表面敷衍一下，实际上还是相应不理。与其相信他的令人厌烦的未雨绸缪之计，还不如相信自己的幻想，乐得再快活几天。不过马扩的地位变得重要了，即使是他们这一帮，也要把他留在东京以各咨议，以表示他们忧国之忱，日无虚夕。

以后河北军政长官换了几个人，河北宣抚使童贯一度失欢于官家，被勒令致仕，代之以好吃的谭稹。谭稹端整好一席人肉筵宴，张开歪嘴，准备把整个河北路都吞下肚里，可是郭药师的常胜军是一块硌牙的石头，一口咬下去，就崩掉两只门牙。谭稹吃不成酒席，只好回老家，仍旧让童贯来当宣抚使。燕山路安抚使好像走马灯似地从詹度换到王安中，从王安中换到蔡靖。人换了，政策还是不变，这叫做“换汤不换药”。北宋朝廷在河北边防问题上的一帖万应灵药是倚郭药师为长城。常胜军的军额逐渐扩大到四万人。北宋政府把全部赌注都押在郭药师这张王牌上，一个具体而略微的北宋版的安禄山确在形成了。

河东的防务也是吃紧的，粘罕的大军一直驻在云州、蔚州、应州一线，虎视眈耽。通过马扩和赵杰的活动，董庞儿和其他多支义军受抚，董庞儿本人还被改姓名为赵诩，但是义军的作用没有被北宋朝廷重视，这些军队散处在河东、河北前线，受到恶劣的待遇。义军保持自己的活动，也不太愿意为宋朝所用。

边防线上充满着愁云悲雾，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也反映到东京人的日常生活中来。从张觉事件以后，投在东京人心头的那片阴影越来越浓厚，揩拭不掉了。人们似乎都在等待来日的来临。

但是这场大祸真正来到的日子，要比马扩预料的晚一些。金朝贵族的内部调整，一再推迟了出兵的时间。从宣和五年秋冬到宣和七年冬季金军出动之期，这中间整整隔开两年的时间。如果北宋政府真有决心做好准备工作，来应付这一场意料之中的侵略战争，它仍有充分的时间。可是它什么都没有做。

这两年宝贵的时间就在北宋政府的幻想、坐待中白白地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