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不喝？”

丁钩儿说：

“不会。”

看门人问：

“您是外地人？”

丁钩儿指指墙上的年画，说：

“老头儿，这个娃娃又白又嫩啊！”

他仔细地观察着看门人的神色。看门人神色沮丧，大口喝着酒，低声咕噜着：

“烧点煤算什么？一千斤才几个钱？……”

丁钩儿实在热得难以忍受，恋恋不舍地看了那孩子一眼，拉开门，大步走进阳光里。阳光凉爽爽的，十分舒适。

丁钩儿生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六五年结婚，婚后生活平淡，夫妻关系不好不坏，有一个儿子，比较可爱。他有一个情妇。她有时非常可爱有时非常可怕。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有时像妩媚的猫，有时像疯狂的狗。有时像美酒，有时像毒药。他想和妻子离婚又不想离婚。他想和情妇好下去又不想好下去。他每次犯病都幻想癌症又惧怕癌症。他对生活既热爱又厌烦。他摇摆不定。他经常把手枪口按在太阳穴上又拿下来，胸口，心脏部位，也经常承担着这种游戏。他乐之不倦的唯一一件事是侦察破案。他是检察院技压群芳的侦察员。几位高级干部熟悉他。他身高一米七十五厘米，体瘦，皮肤黑，眼睛有点眍。嗜烟。好饮酒量不大。牙齿不整齐。会一点擒拿术。枪法不稳定：情绪好时弹无虚发，情绪坏时百发不中。他有点迷信，相信运气。好运气经常光顾他。

不久前的一个正午，检察长扔给他一支中华牌香烟，自己也抽出一支。丁钩儿打着火机先点燃了检察长的烟又把自己的烟点燃。烟雾进口，好像酥糖溶化，又香又甜。他看到检察长吸烟的动作有点笨拙，心里想这老头儿其实不会吸烟，但他抽屉里好烟不断。检察长拉开抽屉，把一封信拿出来，先瞄了两眼，才递给丁钩儿。

丁钩儿匆匆阅读着那个人稀奇古怪的字迹构成的检举信，显然是用左手写的。署名：民声，显然是假名。信的内容先使他惊惧后使他怀疑。他又从头把信浏览了一遍。尤其反复看了信的空白处那位熟悉他的首长龙飞凤舞的批示。

他望着检察长的眼睛。检察长望着窗台上的茉莉花。白花点点，散发着淡雅的香气。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可能吗？他们有这么大的胆量？敢把婴儿红烧了吃？”

检察长暧昧地笑笑，说：

“汪书记点名要你去调查。”

他心里很兴奋，嘴里却说：

“这事该不着我们检察院去干！公安部门睡觉去啦？”

检察长说：

“谁让我这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丁钩儿呢？”

丁钩儿有些发窘，问：

“我什么时候可以动身呢？”

检察长说：

“你随时可以动身。离婚了没有？不离婚同样需要勇气。当然我们希望这是一封望风捕影的诬告信。绝对要保密。你可以采用任何方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我可以走了吗？”丁钩儿站起来。

检察长也站起来，拿出一条没启封的中华香烟，往桌子上一推。

丁钩儿夹着烟走出检察长的办公室。他跑进电梯。他走出大楼。他想去小学校看看儿子。著名的胜利大街横在面前，成群结队的轿车双向奔跑，不给他一点空隙。他等待着。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正在他左前方横穿马路，阳光照着他们的脸，好像朵朵葵花。他不由自主地沿着马路的边缘向那群孩子们靠拢，自行车贴着他的身体滑行，om宛若一条条鳗鱼。骑车人的脸在强光照耀下变成一些模模糊糊的白影子。孩子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白白胖胖的脸，笑眯眯的眼睛。他们仿佛被拴在一根粗大的红绳子上，好像一串鱼，好像一根枝条上缀着的肥硕果实。汽车的烟雾喷到他们身上。光焰白亮如炭，孩子们宛若一大串烤熟的小鸟，撒了一层红红绿绿的调料，香气扑鼻。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花朵，是最宝贵的，谁敢碾死他们？汽车们无可奈何地停下来，吭吭哧哧喘息着，让孩子们过马路。孩子队伍的两头是两位穿白大褂儿的妇女，她们脸盘如满月，嘴唇似朱砂，牙齿锋利洁白，好像一对孪生姐妹。她们各攥着绳子的一头，毫不客气地大声吆喝着：

“抓紧绳子！不准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