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而龙猛地从沙发上弹跳了起来：“啊，你是清白的，你是无辜的，你是迷途的羔羊，你王纬宇是可怜虫，人家安排美人计来捉弄你。呸！你怎么不说自己是头骚猪，是头起兴的公马？在你当二先生的时候，在你到石湖支队以后，这种花花绿绿的事少吗？你就欠让我们骑兵，剥掉你裤子用鞭子饱饱抽一顿，才长点记性，要不，索性给你把祸根劁了，你就老实了。你是学过历史的，那叫宫刑……”于而龙从头至尾数落着他，臭骂了一番，骂得他三尸出窍，七孔冒烟，这位激动的厂长，竟连珠炮似的，喷出许多只有骑兵才敢使用的脏字眼。

他见于而龙当真地动气了，连忙站起，必恭必敬地垂着手，像在石湖支队一样，听一个盛怒的队长在训斥他、痛骂他，在揭他的皮。有一种土耳其式蒸气浴，浑身要用新鲜树枝来抽打，才能洗净泥垢，浑身轻松；而语言有时比鞭子更痛些，难怪以后王纬宇总讽刺这位党委书记，是动辄要杀人的大暴君。

于而龙声严色厉地盯住他的眼睛：“生活上的堕落、糜烂，必然是和政治上的变质相联系。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乱搞女人的人，会是好货！在生活上毫无道德观念可言，能在政治上是纯真的、坚定的嘛？至少，这种人的政治情操，绝不可能是忠贞的，高尚的。”

王纬宇脸色由白而青，嘴角下两条皱纹也明显了，支支吾吾地辩解：“你这样提到原则高度来看问题，当然是允许的。但具体到我，是不是言过其实？”

“一点也不，四七年，那是石湖支队处境险恶的一年，你说，你那时动摇过不？”

“不！”

“我说至少在思想上，灰心过没有？失望过没有？”

他矢口否认：“没有。”

“连灵魂上的一刹那，也不曾有过？”

“半刹那也不曾有过。”他捶胸起誓。

“你不断找过你那个四姐？”

“我当时向组织承认过。”

“你哥哥向你招过手？”

“那是他的事，碍不着我，再说我没离开石湖一步。”

“有一回你拿来一份上海出的《申报》，上面头条消息登载了国民党胡宗南进攻我们延安的消息。”

“记不得了。”

“看着我，干吗掉过脸去？”

“你是在审判我吗？”

“不，我只是提醒你，在生活上不讲道德，在政治上也可能会变节，至今我还记得，在你给我看那张报纸时，我注意到你眼里的绝望表情。”

“胡说八道！”王纬宇像挨了一刀似的吼起来。

“但愿如此吧！”于而龙也累了，倒在沙发里直喘气。

谢若萍和夏岚在院里葡萄架下，听到屋里毫无动静，直以为于而龙一气之下，用茅台酒瓶子，将花花公子击毙过去了：“老头子的脾气要上来了，可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于是快步走回屋里，扭门进来，看到两个男人像斗败的公鸡，一个耷拉尾巴，一个倒了冠子，两位妻子才放了心，总算没出人命案。王纬宇从来不曾如此狼狈，脑袋低垂，没有半点精神，脸上一阵潮红，一阵惨白，活像刚生过一场伤寒病似的。

谢若萍抱怨地说：“有话慢慢讲，何必大叫大嚷，像吵架一样。”用眼睛瞪着始终不改粗暴急躁脾气的老头子。

王纬宇倒转来替他讲情：“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老于一向是个宽宏大量的君子，我们谈得很融洽，很投机。”

“别替我掩饰了，我骂了你几句粗话，原谅我吧，我是个骑兵，横冲直撞惯了。”

“不不不，我认为还是相当和风细雨的。”

于是又回到工作问题上来。王纬宇说：“你们了解的，我曾经在这个城市读过书，对这座古城，有着始终不能忘怀的感情！”

于而龙说：“那你这次来，是为自己谋个差使，而不是休假，对不对？我不习惯转弯抹角。”

“还是一挺马克沁！”

“需要我为你效些什么劳呢？”

“‘将军’那边做做工作吧！”

“他？”于而龙不抱信心地说。

“只要他不持反对意见就好办，老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