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嫌政工部门那些人还少么？”

“可惜了，高歌挺聪明。”

“他可以把聪明用到正地方，我们国家需要呱呱叫的工人，不需要那些耍嘴皮子的空谈家。”

高歌亲自到厂长室找他，于而龙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便让秘书小狄转告：“什么时候成为一名真正的磨工，咱们才能有共同的语言，回车间去吧，像你爸爸一样，踏踏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人。”

当家人，恶水缸，于而龙得罪了许多人，而王纬宇轻松自在，处处讨好，有什么办法？于而龙爱说：“同志，假如你在火线上呆过，就会投我的赞成票。”

但是，好像投赞成票的人并不多，一直到高歌成了工厂的“主人”，于是在帮助于而龙提高认识的会议上，旧事重提，老账新算，分明知道于而龙是个残废军人，却偏要他弯腰低头，像把折刀似合拢，恨不能把于而龙那颗倔犟的脑袋，塞到他的裤裆里去。然后，人们在控诉他的资本主义托拉斯经营，血汗工资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罪恶以后，问他：“为什么打击革命小将？”

“谁？”于而龙脑部由于下垂充血而肿胀着。

“你干吗把高歌弄回车间劳动？”人们厉声问。

尽管于而龙头晕目眩，腰疼欲断，但他却是一个死了的鸭子——嘴硬：“我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是懒汉的天堂！”

人们扑上来，拳打脚踢，要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交待！为什么？为什么？”

他挣脱一切，把腰挺起来回答：“我是希望他踏踏实实地做一个人。”

那时候，坐在主席台首座的高歌，确实在眼里闪过一道听了良心为之一动的，那种呆板迟钝的光芒，就如同刚才在湖面上划着舢板，保持在幻觉中那死去的战士，突然眼珠动弹一样。这使于而龙自己多多少少意识到一点点责任，正如那个战士的死，游击队长不能不承担责任。难道老高师傅把自己的儿子领到他面前，做父亲的会希望儿子变成现在这种样子么？

所以，他觉得不能这样丢手就走，不能轻易结束故乡之行。现在，他认为倒是难得的，能够独自一人去看看芦花的坟墓，抚着那块石碑，静静地坐一会儿，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的，于而龙是不大肯认输的。

游击队长抬起脚来往村西走去，起初有些犹豫，好像转了向似的，后来才意识到是失去了银杏树的结果，因此，才不迟疑地向前走。可能是春汛大忙季节，很少什么闲人，原来估计没准碰上几个熟面孔，但他失望了，谁也不注意他一个老三王庄人。因为公路修通以后，三王庄不再那样闭塞了，管你是谁呢？一个昔日的游击队长，那是过去的光荣。十年前，或许还会被少先队请去讲讲革命传统；现在就像躺在路旁的磨盘，已经由于有了打米机，而变成无用的累赘，是碍事讨厌但有点重量的古董了。于而龙想到自己是个磨盘式的人物，觉得很可笑。果然，走了一程，除了那两个小伙子唱歌外，谁也不对回乡的游子发生兴趣。

其实，对于石湖水上人家来说，哪个村子都算不得是自己的家乡。但是从他记事开始，好像逐年都要向高门楼缴纳一笔桩子钱，才被允许在三王庄靠岸拴船，也许如同现在的存车费吧？大约由于纳贡臣服的关系，他视自己为三王庄的居民吧？

正好，他经过一家饭馆的门口，客堂里很清静，生煎包的香味，使他回想起脍炙人口的家乡风味，蟹黄粉包白鸡面，和石湖姑娘一样，也是远近闻名的。于是他迈了进去，一方面有点口渴，另一方面说实在话，划了这么远船，肚子也有点饿了。

说来惭愧，多少年来，他还是头一回独自去饭店进餐，而且还是一家简陋的不怎么卫生的渔村小馆子。

虽然客堂里放着几张油腻的桌子，但找不到一条可以坐下来的凳子，总算那个梳着两把刷子的服务员，同情他有把子年纪，而且衣冠端正，便把自己坐的一张方凳，站起来踢给了当年的游击队长。她还在继续自己的演说：“……哪怕豁出赶八里路，今儿晚上我还要赶到闸口镇去看电影。”

于而龙看出她是一位和柳娟似的电影迷，不过，柳娟对国产影片一点不感兴趣，所以很少见到她坐在电视机前，看那个翻车的老把式。但这位服务员对于电影演员的熟悉，连他于而龙都惊讶了，甚至对私生活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她讲了好一会子，才发现顾客听她讲的兴趣，超过吃的兴趣，便一扬脖子：“买票去！”前厂长兼党委书记从来没经手过，通常都是他的秘书代劳，或者家里人给安排妥当，他只消坐到桌边去吃去喝就行了。如果是宴会，需要讲点什么，小狄自会把讲稿塞进他口袋里的。可是现在，他得去买票，天知道，店堂里只有他一个顾客，何必那么多繁琐哲学？然而作为制度，他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把票买来交给讲述演员私生活的服务员。

“……她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婚，离了婚以后马上又找了个主结婚，这回她嫁给了一个导演，就是——”她把于而龙买来的票，递给了站在两步远外锅灶旁的胖师傅，那位师傅便铲了一碟热腾腾的生煎包子，煮了一碗汤面交给她。但她并不着急马上端来，还在和那卖票的姑娘，切肉的小伙子，高声朗气地议论大概是昨夜放映过的影片，直到她认为顾客的耐性考验到差不多的时候，才款款地哼着影片插曲给于而龙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