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广播预报了，这两天有暴雨，你看咱这门槛是不是得再加高点儿？”老伴儿不放心地看看那半尺高的水泥门槛。

“我看用不着。雨水小进不来。雨水大，一尺高都白搭，去年宝柱砌了一个高门槛，不照样进水没辙儿。”

老两口儿说是说，还是齐心合力把一袋袋豆面，怕水的东西全放到屋子里搭的两层小阁楼里。

门砰地被推开了，万家福兴冲冲回来。白衬衫湿透了，贴到身上。进了门先奔水缸，一铁瓢水咕咚咕咚进了肚，立刻又变成汗刷地从汗毛孔冒出来。

“都几点了，才回家！天天晚上净去干嘛了？”万老头数落着儿子。自打那天晚上他为儿子在胡同口瞎吹牛，打了儿子几巴掌，儿子一连两天没再理他这个爹。那巴掌重了，父亲想，当着邻居的面，打了他，他能不记恨？别看儿子蹲过大狱，面子照旧薄着呢。今天，父亲先开了口，这就等于主动向儿子赔不是。一条裤子，少赚四元，准是怄气呢，老是这么怄下去，三百四百的就全跑了。

儿子抹抹嘴，没吭声，打开电扇吹风。

“明天闹不好要下雨，旁边屋那货包垫起来没有？不然雨下起来，灌进屋，货可就全糟蹋了。”

儿子还是没吭声。

家福妈怕儿子又把他爹惹急了，这老东西低次头也不容易，赶紧说：“家福，你爸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气象预报报的可是暴雨，我看你还得垫高几尺。”

家福还是不吭气。他早摸透了父亲的脾气。他来了火，你别理他，来闷的，他就服软了。

“我是为你好，你个孩子家懂嘛！我可是经过的事多了，办事要牢靠，听老的话，吃不了亏，不然，你闯了祸，受一辈子罪。”万老头忍不住，还是想与儿子说话。

“为我好，就别管我。”家福终于接了话茬子，他听出父亲的话头子软了。

“看准了屁！国家的政策你有准儿，卖煎饼，搞点小买卖，什么时候不让干了就收摊。本钱小，吃不了大亏。你卖他买，两方便。不偷，不抢，不剥削谁。办工厂行吗？你一个人干不了，就得雇人。雇人，你就得养活他，人家还得说你剥削他，这不明摆着的事嘛。今天国家允许，明天就不见得，工厂大了，来个公私合营，过几天又没收，你不信等着瞧。几年工夫搭进去不算，你投的几万块也得白搭进去。一分钱收不回来，收回来的就是一顶剥削分子的大帽子。”

“我认了。”家福闷声闷气地说。

“我不认。”家福爹比儿子的声音高八度，“一分钱不许动！”

“那，咱们分家！我挣的那份归我，你没权干涉！”家福也硬了起来。父亲打他从来是当着外人打给别人看，以显示他做父亲的威严，在家可从不碰他一个手指头。

“混账！家里哪儿有钱？！”万老头这话是嚷给别人听的，对门宝柱妈瘫在床上，耳朵可没聋。她要听见了让宝柱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小子不是东西，真要起了贼心，能连窝端了你。他赶紧压低声音，“你小子死了心，我活着，你就一分钱拿不走。”

“算了吧您，血汗钱？我办工厂赚钱比您赚得干净，赔钱赔个心甘情愿。”家福笑着瞥瞥他父亲。

“我赚的钱怎么不干净？你说！你个小混账，小王八蛋！给我滚！”万老头最怕人说他买卖不地道。没想到外人没说他，儿子却拿这话来戳他心窝，他火了。

万家福拍拍屁股起身出去，今天反正说不通了。

做买卖，虽然赚头大，但他总觉着不光彩。人家生产出来的东西，你去折腾，从中赚钱，这钱挣得不硬气。父亲那种赚法更没劲儿。他要生产产品，要看着那些没用的材料在他手里变成抢手的商品。但父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私人企业，雇工不可避免，剥削也无法摆脱。他却想摆脱，先按股份分工，等投资收回了，再缴还股东，让工人们都成为股东，再研究制定新的分配方案。比如上缴完国家税收，扣除生产基金，剩余利润一律采用岗位工资加利润提成奖分掉，真正做到按劳取酬。他只掌握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所有权自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每个工人都是工厂的主人，这样或许能摆脱那两个可怕的字？他脑子里出现一个乌托邦。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政策会不会变，私人企业现在开了口，又能维持多久？他并不怕收归国有。真能收归国有，还正说明他的企业干得像回事儿了。他担心的是那顶帽子。他可不愿意干个几年、十几年给头上来顶剥削者的帽子戴。“文革”期间，他家没有被抄，就因父亲是个体劳动者，头上没那顶帽子！可他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背上就有个无形的包袱，这全因为爷爷头上有那顶帽子。搞社会主义，今后还会不会有那种帽子？这个风险太大了。政策不变，万家福自信能成为当今中国一个财力雄厚的实业家。怕就怕没干几年就变，那他可就成了身败名裂，分文不值的坏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