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前，高伯年在沈萍的心中也有一圈光环，但婚后，像所有的家庭一样，是女主人当家。当这个家庭的女主人，虽说不必为柴米油盐，洗刷浆补劳神费力，但男主人与女主人之间的内战却像千百万个家庭的矛盾起因一样，也因为一个“钱”字。沈萍家族的老一辈几乎一色的商人，她这一辈又几乎一色的知识分子，自然经济上不用沾她的光。但高伯年的老一辈则全是一色的庄稼汉，他这辈儿除了他，仍是一色的农民。前十几年，每个月高伯年都要给老家寄钱，少则二三十，多则四五十，老家就像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最要命的是隔三岔五，乡下就要来人。找工作的，治病的，逛城的，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他们这里吃大户。开始，她还能做出一副笑脸，后来，就只好摆出一副冷脸。冷脸仍挡不住那些人来。直到有一次，她亲眼看见一个高伯年的什么侄子，把一口痰公然吐在她家客厅的地毯上，她忍无可忍了，把那侄子和侄子他爹，高伯年孩提时的朋友一齐撵了出去。高伯年回到家，知道了这件事，便大发雷霆，认为她丢了他的面子，使他“忘了本”，用他军人武夫式的巴掌一下掴在她脸上。这是他第一次打她。沈萍摸着自己被打得肿起来的面颊，眼泪流了下来。她把婚后的一切不满都化成恶毒刻薄的语言嚷了出来。嫁给他，有什么好的，她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高伯年的一个附属品，一个装门面的夫人，她忍无可忍，豁出去了，便哭嚷着朝门外走去，她要去法院申请离婚。

高伯年拦住了她。

他不能让沈萍把家里的事嚷嚷出去，不然他这个领导还怎么当？他的面子朝哪儿摆？于是，他让了步。

他给老家寄的钱由每个月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他冒着得罪乡亲之大不韪，写信谢绝来人。结果，高伯年虽然没有当成孝子，乡下亲戚们也没有因此饿死的。沈萍从道理和实际上获胜了。高伯年也只好彻底服输。这几年农村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老家渐渐地不再要钱了，这个问题也就早已不存在了。但家里仍有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这老头子太迂、太古板，死心眼儿。

他出了一次国，别人至少都给家里带回些家用电器，即使没带回彩电也能带台收录机，可高伯年却只带回一条英国烟。气得沈萍直骂他“假马列”。

堂堂市委第一书记，家里电气化程度还赶不上一个普通老百姓，直到去年，家里还只有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单缸洗衣机。轻工业局给市委送来一批本市引进日本生产线生产的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全声道立体音响，按内部“试销价”卖给市里部长以上的干部，只收个成本费。高伯年不仅自己不买，而且一个批示，将东西全部退回，在整党时还抓了那个局长一个不正之风的典型。这件事登在《支部生活》上，群众为高伯年竖大拇指，觉得党风好转有了盼头。但一些干部，当然也包括沈萍，心里挺别扭，别人不敢说，沈萍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家把高伯年劈头盖脸地数落一顿，说他是个“没人情味的大傻瓜”。沈萍一个电话打给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范局长，几天之后，全套最新家用电器进了高宅，全是出厂价。谁知，高伯年第二个月的工资一分也没拿回家，秘书说，高书记指示用工资把电器的市场差价补上。沈萍气坏了，可又不能动手打。现在，老头儿的身体比不上从前，毛病越来越多，打坏了，损失无法弥补。像这一类的事多的是。二儿子高地想办法出国留学，他不管；沈萍不愿在医院里当书记，想调到卫生局坐机关，他不管；女儿高婕出了这么个事儿，他还是不管；沈萍怎不恼火。

沈萍降服高伯年有绝招儿。吵吵不过是常规武器，绝非高伯年打不过她，他在战场上一刀能把敌人砍成两段，晚上，在床上他能弄得她喘不过气来。凭着这股子力气，别说她只小他八岁，就是再年轻十八岁也敌不过他。也不全是他顾面子。其实他败给沈萍，是有意让她，因为她掌握高伯年那次“过失”的秘密，同时也掌握高伯年处处要维护自己正人君子形象的心理。

其实，沈萍是不会把秘密公开的，损害了丈夫的形象也就等于损害了她自己的形象。她不过是拿这个秘密武器作为要挟。高伯年竟不掌握妻子的这种心理，连反击一次的勇气都没有。

高伯年的退让也是有限度的，他从不放弃原则。他可以忍气吞声，不争不辩，心里却总有个定盘星。沈萍深知他这一点，所以凡事也从不硬逼他；一旦她的“秘密武器”失了灵，她也就黔驴技穷，一点威力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