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保健医生又警告他，血压偏高，心脏音律不齐。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脑子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不要激动……全是一堆符合实际又不切合实际的废话。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失眠了。昨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但他没有服用安眠药，他需要想问题，不需要麻痹自己。

昨天上午，大儿子高原从老山前线寄来一封信，信中以一个誓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名义向父亲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信是寄到机关的，秘书拿来就放到家中的办公桌上。妻子沈萍看到了，脸变得纸一样白。他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旁边的书房里哭，他没有起床去劝她，他知道，儿子写信时也会哭的，起码哭过。他无法劝说妻子。无论高原能不能从战场上生还，沈萍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

他也无法满足儿子的要求，他没有那张照片，也没有办法搞到这张照片。

下午，女儿高婕突然早早地下班回家，和任何人都没有说话就悄悄地躲到自己房间里去。保姆到她的房间里去，她要鸡蛋、要排骨、要牛奶。一一送去，她又什么都不吃。保姆告诉沈萍，高婕一个人闷头躺在床上，像是在哭。沈萍揩干自己的泪水，奔上楼去，看到的是一张流产证明书。

“是张义民？”沈萍又惊又气。

高婕摇摇头，但又不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流氓！”高伯年也到了女儿的房间，他觉得自己的嘴唇在抖。他不是骂女儿，而是骂那个未知数，“一定要严加惩处，我找公安局。”

“爸爸，”高婕拉住把手伸向电话机的父亲，“是我主动的。”

“你？……”高伯年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不相信女儿会堕落，可对女儿所处的文艺圈子又早有所闻，沈萍原来就反对女儿去当演员，是他说服了妻子。应尊重女儿的志愿和选择，可现在，女儿的行为打了他一个耳光。

“你和张义民的关系断了？”父亲吼道。

“没有。”

“你准备和那个混蛋结婚？”他此刻恨透了那个肇事者。

“不。”

“你，你这算是什么？”“张义民可以和我散，我本来就不爱他。”高婕淡淡地回答。

高伯年被激怒了。市委书记的女儿和一个不是丈夫也不是未婚夫的男人怀上了孩子，这种丑事传出去，在老百姓嘴里不知会怎么张扬。他扬起手想打女儿，又放下了，怒冲冲地离开女儿的房间。

女儿门边站着一个人，这是张义民。他早来了，刚才的一切他都看见，听见了。

高伯年觉得无法跟这个年轻人交代，甩手走下楼去。张义民留下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高婕和张义民。这一夜，女儿向张义民都“交代”了些什么，高伯年无从知道，但他以为，不会有好的结果，一个男人对背叛了自己的女人，不会原谅的，即使这女人是市委书记的女儿。

高伯年脑子里已经没有地方去想女儿的事了，他的大脑细胞正为临睡前的一个电话所消耗、困扰。

电话是市长阎鸿唤打来的，告诉他，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要阎鸿唤明天赶到北京汇报工作。

“只通知你一个人？”

“对，只让我一个人去。”

“市长会议？”

“不是，好像是单独汇报。”

“汇报哪方面的工作？”

“没有讲，我正想问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情况？”

高伯年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块石头堵到嗓子眼。

他从没有被放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过。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是这座城市的一把手。

高伯年从解放这座城市就在这里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他的名字已经和这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全市四百万人口，可能有人不知道现任国家主席是谁，但绝不会有人不知道高伯年的名字。而现在，他在市民心目中的位置已经动摇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已逐渐在取代他。上届调整市委班子，曾有人动议调他到另外一个省去当人大主任。中央领导说：“还是不要动了，他熟悉这个城市。”这才不过两年，向总理汇报这样大的事情，都可以不由他去，甚至不通知他，不经过他，一个电话打给了阎鸿唤。这座城市现在可以没有他了。这是一个信号，他心里清楚自己，尽管他在会议上多次表示过，到时痛痛快快交班，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的同志早日担起重担。可现在，不用说退下来，就是这样冷落一下，他的神经都感到疼痛。他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受不了寂寞。多少年来，他习惯了“交伯年同志批阅”，“请示一下伯年同志”，“按伯年同志的指示办”。指挥、拍板、行使决策权，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和必需，而且慢慢地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不能想象，有朝一日离休之后这些变为一片空白，对于他这样一个事业心、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将是一种什么日子？

当然，现在他并没有更多的这种恐惧！他认为这座城市目前仍离不开他，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他。市长阎鸿唤的威望不过是个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