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顾桐柏云：逍者，销也；遥者，远也。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以斯而游，故曰逍遥。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于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遥然靡所不为。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

第三，穆夜云：逍遥者，盖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无时不适；忘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

《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据多论耳。

所以逍遥建初者，言达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适，遇物逍遥，故以“逍遥”命物。夫无待圣人，照机若镜，既明权实之二智，故能大齐于万境，故以《齐物》次之。既指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灵凝澹，可以摄卫养生，故以《养生主》次之。既善恶两忘，境智俱妙，随变任化，可以处涉人间，故以《人间世》次之。内德圆满，故能支离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随物升降，内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鉴，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会内之极，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师》次之。古之真圣，知天知人，与造化同功；即寂即应，既而驱驭群品；故以《应帝王》次之。《骈拇》以下，皆以篇首二字为题，既无别义，今不复次篇也。

而自古高士，晋汉逸人，皆莫不耽玩，为之义训。虽注述无可间然，并有美辞，咸能索隐。玄英不揆庸昧，少而习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辄为疏解，总三十卷。虽复词情疏拙，亦颇有心迹指归；不敢贻厥后人，聊自记其遗忘耳。

（据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

庄子论（上）

【宋】王安石

世之论《庄子》者不一，而学儒者曰：“庄子之书务抵孔子，以信其邪说。要焚其书，废其徒，而后可。其曲直固不足论也。”学儒者之言如此。而好庄子之道者曰：“庄子之德，不以万物干其虑，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义也，以为仁义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仁义也，以为仁义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礼乐者，以为礼乐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后德，德失后仁，仁失后义，义失后礼。’是知庄子非不达于仁义礼乐之意也，彼以为仁义礼乐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尝求庄子之意也。好庄子之言者，固知读庄子之书也，然亦未尝求庄子之意也。

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大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意至乎不可救已。庄子病之，思其说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以矫天下弊矣，又惧来世之遂实吾说，而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于是又伤其心，于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观之，庄子岂不知圣人者哉！又曰：“譬^[p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用是以明圣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书于宋 、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为不该不遍一曲之士，盖欲明吾之言有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则庄子岂非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矫于天下者也；庄子用其心，亦二圣人之徒矣。然而庄子之言不得不邪说比者，盖起矫之过矣。夫矫枉者，欲其直也；矫之过，则归于枉矣。庄子亦曰：“墨子之心则是也，墨子之行则非也。”推庄子之心，以求其行，则独何异于墨子哉！后之读《庄子》者，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则可谓善读矣。此亦庄子之所愿于后世之读其书者也。今之读者，挟《庄》以谩吾儒，曰：“庄子大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异于儒者为贵，悲夫！”

(据《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