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欲攻魏重[1539]楚,则以南阳委于楚。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鄳阸[1540],茍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与国[1541]而合于秦,因以塞鄳阸为楚罪。
“兵困于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已得讲[1542]于魏,至[1543]公子延,因犀[xī]首属行[1544]而攻赵。
“兵伤于谯石,而遇败于阳马,而重魏,则以叶、蔡委于魏。已得讲于赵,则劫魏,[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弟穰侯为和,嬴[1545]则兼欺舅与母。
“適[1546]燕者曰‘以胶东’,適赵者曰‘以济西’,適魏者曰‘以叶、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齐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1547],母不能制,舅不能约。
“龙贾之战[1548],岸门之战[1549],封陵之战[1550],高商之战[1551],赵庄之战[1552],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1553]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晋国之祸,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其大也。而燕、赵之秦者,皆以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于燕。
燕使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1554],而天下由此宗[1555]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1556]。而苏秦被[1557]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1558],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1559]恶声焉。
一、 文化拓展:
(1)纵横家的特点是:长于谋略,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对于外交和国际事务有广泛和深切的了解,富于辞令,又擅言辩;精于用兵之道,常常介入军事活动,乃至亲自率军队攻伐其他国家;论行结交,择主而从。与儒家相比较,以苏秦张仪等人为代表的纵横家追求的是现实利益,而儒家则强调美德高行,尤其是先秦的儒家人物,常常有着以“道”抗势、以“德”抗力的精神气度,有着安贫乐道、令人敬仰的人格人品。不过,儒家亦有迂阔之处,往往空负着种种美好理想而不能将其变为现实,皓首穷经、砥砺名节却难以在“治国”、“平天下”的层面上建功立业。而纵横家们的务实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个时代增添了活力,他们的能言善辩、运筹帷幄也充分张扬了人的个性、智力和谋略,显露出人之为人的生命力量和存在价值。但是,他们在游说各国君主的时候指点江山,权衡利弊,雄辩滔滔,无所不包,可就是很少提及道德因素。而且,为了功名富贵,他们甚至不择手段。本传已表现得很清楚:苏秦游说连横不成,就去游说合纵,在他的心目中,维护哪个国家的利益、站在哪个国家的立场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已的尊荣利禄一定要得到实现,自已的抱负、野心一定要得到满足。这一点也是他们和法家的不同之处:虽然同他们一样看重功利、追求实效,而且对道德伦理也颇不以为然,法家的功利与务实却是以国家及君主为本位的,不像纵横家们那样以个人为中心。
(2)《史记苏秦列传》与《战国策》不同的有这么一段:《史记》中苏秦衣锦还乡时自叹道:“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在《战国策秦策一》里,苏秦却是叹息:“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前者强调的是人在逆境、压力下的发愤图强,后者则明显流露出对功名富贵的艳羡,精神境界是不同的。在儒家的正统观念看来,战国时代是“道德大废,夏商失序”、“贱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 (刘向《战国策叙》) 、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乱世,然而,“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也就在这乱世中,世卿世禄的制度被破坏,纵横游说之风兴起,“士”阶层崛起。一方面,“士”们凭着自身的才智而非世袭的社会地位走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他们也因长期被压抑而有着对功名富贵的渴求乃至贪婪,为了功名富贵有时会不择手段。《战国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士”的这些特点。而因特殊身世,司马迁作《史记》有着“发愤”的动机,很推重人在逆境、压力下的奋斗,如在《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中他都列举了大同小异的精神榜样:“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既然有着这样的著书动机,司马迁强调苏秦在逆境、压力下的发愤图强便不难理解了。
(3)对苏秦张仪等战国策士,封建王朝多持贬斥态度。以下一些史料颇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