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向秀赴任洛阳，途经山阳友人故居。是先赴洛阳，还是先访山阳？

此赋小序中称：“余适将西迈，经其旧庐”，似乎是先访山阳旧庐；而正文中又称：“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庐”，则似乎是先去洛阳，两处显然构成了矛盾。何以短短一篇小赋中出现如此的矛盾呢？只有一种解释，即写于从洛阳返回，又准备去洛阳之前。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有某种“去”或“不去”的心理焦虑，投射在文本中，即有面对山阳旧庐产生“逝将西迈”或“旋返北徂”两种方位感：一种是要离开山阳的，一种是要回向山阳的。前者代表了官场人生的取向，后者代表了自由人生的取向。此时内心产生了徘徊、犹豫。

颜延之《五君咏向常侍》云：“流连河里游，怆然思旧赋”。“流连”二字，透露消息。这里，表面上是文本间的矛盾，史实中的疑案，但实际上却可以让人窥见那个时代里士人内心世界的游移不安和举棋不定。究竟是该坚守竹林七贤的内心操守和心灵世界，还是屈从于现实生活和统治者的任命？在现实与内心间疲于奔命，向秀的《思旧赋》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一个时代士人的苦闷的生存境遇。

3，文中“黍离”、“麦秀”二典有何用意？此二典在文中有着“用古典”与“托今事”的双重用意。

“用古典”，也就是借《黍离》、《麦秀》二歌抒发自己作为易代之臣，重游故地时的凄怆感受。这里的感情由于是触景而生，且上通于古人，故用此二典就显得自然贴切。

“托今事”则将古典的很好得融入当下之情境，且又生发出三层新的内涵。一是以“周殷两代之亡”的故事覆射“魏之将亡”的今痛。二是追思怀想竹林七贤饮燕、作文的风流遗韵，遥叹今已不可复得。三是对一种逝去的文化精神的伤悼。黍离麦秀的作者，也就是周殷两朝之孤臣，实际上都是对逝去的礼乐文明念念不忘的追悼者。在向秀以及当时大多数士人看来，魏仍然代表着一种高贵的精神文化传统，而司马氏则代表了“杀戮”的丑恶的传统。这与黍离麦秀的作者，在身份和价值认同上是何等相似。

4，文中“叹黄犬”一典，将李斯、嵇康相提并论，是否属于“比拟不伦”？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向秀把好友的冤屈而死，比作历史上颇有恶名的李斯，这是令人较难理解的。《文心雕龙指瑕》就指出：“若夫君子拟人必于其伦，而崔瑗之誺李公，比行于黄虞；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与其失也，虽宁僭无滥。”乍看之下，刘勰之论，颇有道理；然悉心考究，未必竟然。何则？原因有三：其一，两人都是蒙冤下狱而死。嵇康则不必复论，李斯被定谋反之罪也确系诬指。他曾在狱中仰天长叹：“嗟乎！不道志军之君，何为可计哉！”其二，两人都“笃君王”。他们所反对的，都是当权的奸臣（赵高与司马氏），而对于皇权本身，却是持维护立场的。其三，将两人并举，恰构成了修辞学上的“反对”。换言之，李斯的“黄犬之乐”，乃是想要延续个人在世俗世界中的欢乐；而嵇康的“临命索琴”，却是想要延续个人在精神上的追求。向秀将他们并举，实是以李斯反衬嵇康，此曲笔用心之良苦，也是为了逃避当时深刻周密的文网，无怪乎不足为外人道也。

5，试问段末“山阳闻笛”的兴象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