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不喜欢，山姆，”维勒先生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受人尊敬的马车夫写过诗，只有一个除外，他因为抢劫受到绞刑，在行刑前一夜写出了几节动人的诗；但是他只是一个坎怕威尔人，所以那是不足为例的。”

可是却不能阻止山姆打消写诗的念头，所以他在信的末尾签上了：

你的相思客

匹克威克。

于是把信很复杂交错地叠好，在一个角上写了一行向下倾斜的挤得密密的字：“寄隆福克州伊普斯威契市纳普金斯市长家女仆玛丽收”；封好了信，放在口袋里，准备送到邮政总局去寄。这件重要事情办好以后，大维勒先生就进行提出另外几件，他是为了那几件事才把儿子叫来的。

“第一件是和你的东家有关系的事，山姆，”维勒先生说。“明天他要受审问了，对吗？”

“对，”山姆答。

“那末，”维勒先生说，“我想他需要找几个证人来证明他的人格，或者证明他当时是不在场的。我把这事想过了叫他放心好了，山姆。我已经找到几个朋友，随便哪一点都可以替他去作证，不过我的忠告是这样的——不要介意人格，咬定了不在场。什么都比不上说不在场好，山姆，再好也没有了。”维勒先生发表了这种法律意见之后，脸上露出深谋远虑的表情；；把鼻子埋在大酒杯里，从杯上面向他的吃惊的儿子霎着眼睛。

“嗳，你这是什么意思？”山姆说：“你不是以为他是上中央刑事法庭受审吧。”

“那是不在目前考虑之内的，山姆，”维勒先生答。“不管他在哪里受审，我的孩子，证明不在场总是好的，是可以救他的。我们叫汤姆威尔德斯巴克免了误杀罪，就是用不在场的证明，那时候所有的律师都一致说没有办法解救。山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假使你的主人不采用不在场的证明，他就像意大利人所说的真的要倒楣了，那是一点儿不成问题的。”

大维勒先生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央刑事法庭是全国最高的法庭，它的诉讼程序的规则和形式足以约束任何其他法庭的诉讼手续，所以他的儿子为说明不能采用“不在场”而作的论证全都不听；只是猛烈地抗议说匹克威克先生是“被牺牲了”。山姆看出这问题再讨论下去也是没有用的，就转换话题，问他的可敬的父亲所要和他商谈的第二个话题是什么。

“那是个家务内政问题，山姆，”维勒先生说。“那个史的金斯——”

“是红鼻子吗？”山姆问。

“正是他，”维勒先生答。“山姆，那个红鼻子的人，来看你的后娘，来得那么勤，那么亲密，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得上他的。山姆，他成了我们家一个这样要好的朋友，一离开我们他就不舒服，非到又有什么事来找我们之后才会安心。”

“我要是你的话，就给他一点东西，让他的记性上像涂擦了松节油和蜜蜡，过十年也忘不了。”山姆插嘴说。

“你慢说，”维勒先生说：“我正想告诉你，他现在老是带来一只大约装一品脱半的扁瓶子，临走时带走一瓶菠萝糖酒。”

“他回来的时候瓶子就空了，是吧？”山姆说。

“什么都没有”维勒先生答。“从来没有剩下什么，除了瓶塞子和酒味；这一点你放心吧，山姆。那末，我的孩子，今天晚上那些家伙要去开会，那是‘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布力克街分会’的月会。你后娘本来要去的，但是得了风湿病，去不成了，我呢，山姆——我就拿了送给她的两张票子。”维勒先生非常得意地说出了这个秘密，之后就一个劲儿尽霎眼睛，使得山姆认为他一定是右眼皮上害了面部神经痉挛病。

“呵？”那位年轻绅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