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眼两个月已经过去，现在已是九月。杜洛瓦所期待的迅速发迹，依然遥遥无期。尤其让他焦心的是，他的寒微处境并无多大改变，要摆脱这种状况，登上那荣华富贵的顶峰，实在希望渺茫。因为外勤记者这一卑微职务，对他说来，现在简直成了一种累赘，终日将他紧紧束缚着，使得他永无出头之日。不错，人们对他的才华确很器重，但这种器重并未越过他所处的地位。甚至连弗雷斯蒂埃也不例外。虽然他在此期间帮了这位仁兄许多忙，但这位仁兄后来一次也没再邀请他去他家做客。尽管他依然像朋友一样对他以“你”相称，但不论在何场合总对他摆出一副上司的派头。

由于经常写一些有关社会新闻的小稿子，他的文笔已大有改善，思路也开阔多了，不像写第二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文章时那样僵硬，狭隘。因此隔三岔五，他已能发表一两篇短的新闻稿；交上去的稿子旋即被退回的尴尬局面，现在是再也没有了。然而话虽如此，这同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想法写成大块文章，或就一些政治问题发表权威性评论，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正如同样行驶于布洛涅林苑大道的马车，驾辕的车夫和坐在车内的主人属于不同的阶层一样。他尤其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上流社会的大门始终向他关闭着，总也进不去。换句话说，他至今尚无一个能够对他平等相待的朋友，没有一个异性知交，尽管有好几个知名女演员在见到他时常常显得分外亲热。

再说生活告诉他，这些女人，不管来自上流社会还是属于歌舞名媛，对他所表现的好感不过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或短暂的钟情。至于能使他飞黄腾达的女人，他一个也没碰到。他像一匹被绳索拴住的马，为自己心愿难遂而焦虑不安。

他一直想去看看弗雷斯蒂埃夫人。但一想到上次见面的情景，他便感到无地自容，最后只得打消此念。再说，他总觉得，她丈夫说不定会在哪天向他发出邀请。在此百无聊赖之际，他忽然想起德马莱尔夫人，记得她曾叫他在方便时去看看她。这样，一天下午，他因实在无事可做，便信步向她家走了过去。

她曾对他说过：“我下午三点总在家里。”

他到达她家门前时，恰恰是下午二时半。

她住在维纳街一幢楼房的五层楼上。

门铃响过，前来开门的是一位女佣。她身材矮小，头发散披在肩上，一面在戴无边软帽，一面回答他的问话：

“太太在家，但不知道起床没有。”

说着，她将客厅虚掩着的门一把推开。

杜洛瓦走了进去。客厅相当大，但家具不多，布置也不够精心。沿墙摆着的一长列扶手椅，不但年代已久，很是破旧，且显然是女佣随便摆的，丝毫看不出喜欢家居的女主人在室内陈设上所显现的别具匠心。四周护墙板上挂着四幅蹩脚的油画，由于画框上方的绳子长短不一，每一幅都挂得歪歪扭扭。这四幅画，一幅画的是一条河，河上有条小船；另一幅画的是海，海上有一艘轮船；再一幅画的是平原，平原上有个磨房；最后一幅画的是树林，林中有个樵夫。可以看出，由于女主人的漫不经心，这些画如此歪歪斜斜地挂在那里，已经很久很久了。

杜洛瓦见女主人未来，只得坐下等候。过了好久之后，客厅的另一扇门总算打开，德马莱尔夫人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她穿着一件粉红色丝质日本晨衣，上面绣着金色的风景、蓝色的花朵和白色的小鸟。她大声说道：

“这个时候还没起床，实在不好意思。您能来看我，真不知叫我说什么好。我还以为您把我忘了。”

她欢欣地向他伸过两只手来。杜洛瓦见房内的陈设十分简单，心中反倒感到安然而自在。他于是握住伸过来的两只小手，并像诺贝尔德瓦伦那样，在她的一只手上亲了亲。

德马莱尔夫人请他坐下，接着从头到脚将他打量了一番，说道：

“啊，您可真是变了个人，变得更有气派了。看来巴黎的环境对您非常适合。来，有什么新闻，给我讲讲。”

他们像两个结交多年的老友，立刻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彼此之间仿佛油然升起一种亲切感，仿佛都感到有一种信任感、亲密感和倾慕感在驱使着他们。正是这种感觉常可使两个素昧平生、但意趣相投、性情相仿的人，经过片刻交谈而立即成为莫逆之交。

德马莱尔夫人忽然停了下来，带着无比惊讶的神色改口道：“您说怪也不怪？今天一见到您，我就觉得我们像是交往多年的老相识似的。这样看来，我们一定会成为好友的。您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当然愿意，”杜洛瓦微笑道。但此微笑显然包含着更深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