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有人敲门，发出了空洞的回响。阿扎里亚阿戴尔轻声道了歉，出去看看有什么事。三分钟后，她回来了，眼睛闪闪发亮，面上泛起淡淡的红晕，仿佛年轻了十年。

“你得在这里喝一杯茶，吃些点心再走。”她说。

她拿起一个小铁铃，摇了几下。一个十二岁左右，打着赤脚，不很整洁的黑人小姑娘踢踢蹋蹋地进来了。她含着大拇指，鼓起眼睛，直盯着我。

阿扎里亚阿戴尔打开一个破旧的小钱袋，取出一张一元的钞票，那张钞票缺了右上角，中间是破了之后又用一条蓝纱纸粘住的。正是我给那个海盗般的黑人的钞票——准没错。

“到拐角上贝克先生的铺子里去一次，英比，”她把钞票交给那个姑娘说，“买三两茶叶——他平时替我送来的那种——和一毛钱的糖糕。赶快去吧。家里的茶叶正好用光了。”她向我解释说。

英比从后面出去了。她赤脚的踢蹋声还没有在后廊里消失，空洞的房子里突然响起一声狂叫——我肯定是英比的声音。接着是一个男人发怒的深沉模糊的嗓音和那姑娘连续不断的尖叫和分辨不清的话语。

阿扎里亚阿戴尔既不惊讶也不激动地站起来，出去了。我听到那男人粗野的吵闹声持续了两分钟；接着仿佛是咒骂和轻微的扭打，然后她若无其事地回来坐下。

“这幢房子很宽敞，”她说，“我出租了一部分给房客。很抱歉，我得收回请吃茶点的邀请了。店里买不到我平时用的那种茶叶。明天贝克先生或许可能供应我。”

我确定英比根本没有离开过这幢房子。我打听了电车路线后便告辞了。走出好远时，我才想起我还没有问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姓氏。明天再问吧。

那天，我就开始了这个城市强加在我头上的邪恶行为。我在这里只呆了两天，可是这两天里我已经在电报上可耻地撒了谎，并且在一件谋杀案中当了事后的同谋——如果“事后”是正确的法律名词。

当我拐到旅馆附近的街角时，那个穿着五颜六色，无与伦比的大衣的非洲马车夫拖住了我，打开他那活动棺材的牢门，晃着鸡毛撢子，搬出了老一套话：“请上车，老板。马车很干净——刚刚出丧回来。你出五毛钱就把你——”

接着，他认出了我，咧开嘴笑了。“对不起，老板；你就是今天早晨同我分手的那位先生。多谢你啦，先生。”

“明天下午三点钟，我还要去八百六十一号，”我说，“假如你在这里，我可以乘你的车子。你本来就认识阿戴尔小姐吗？”我想起了我那张一元的钞票，结尾又问了一句。

“我以前是她爸爸阿戴尔法官家里的，先生。”他回答道。

“据我判断，她相当穷困，”我说，“她没有什么钱，是吗？”

片刻之间，我又看到了塞蒂瓦约皇帝的凶相，接着他变成了那个敲竹杠的老黑种马车夫。

“她不会饿死的，先生。”他慢慢地说。“她有接济，先生；她有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