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他两张一元的钞票。我递过去时，注意到其中一张是饱经沧桑的。钞票缺了右上角，中间是破了以后又粘起来的。一条蓝色的纱纸粘住破的地方，维持了它的流通性。

关于这个非洲强徒的描写，暂时到此为止；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同他分了手。我拉起绳圈，打开了那扇吱嘎发响的门。

我刚才已经说过，这幢房屋只是个空壳。它准有二十年没有碰到过油漆刷子了。我不明白，大风怎么没有把它象一座纸牌搭的房子那样掀翻。等我向那些簇拥在它周围的树木看了一会儿之后，才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些目击过纳什维尔战役的树木，依然伸展着枝柯保护着它，挡住了风暴、敌人和寒冷。

阿扎里亚阿戴尔接待了我。她出身名门，年纪有五十左右，一头银发，身体象她居住的房屋一般脆弱单薄。她穿着我生平少见的最便宜、最干净的衣服，气派象皇后一般质朴。

客厅空荡荡的，仿佛有一英里见方，只有摆在白松木板架上的几排书，一张有裂纹的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条破地毯，一只光秃秃的马鬃沙发和两三把椅子。墙上倒有一幅画，一束三色堇的彩色蜡笔画。我四下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安德鲁杰克逊①的画像和松果篮子，可是没有看到。

①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

阿扎里亚阿戴尔和我谈了话，其中一部分将转述给你们听。她是古老的南方的产物，在荫庇下细心培植起来的。她的学识并不广博，范围相当狭窄，但却有它的深邃和独到之处。她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她对于世界的知识是从推论和灵感中获得的。这就是造成那一小批可贵的随笔作家的条件。她同我谈话时，我不住地拂拭手指，仿佛不自觉地想抹去从兰姆、乔叟、赫兹利特、马格斯奥雷里乌斯、蒙田和胡德著作的小牛皮书脊上揩来的，其实并不存在的灰尘。她真了不起，是个可贵的发现。如今几乎每一个人对于现实生活都了解得太多了——哦，实在太多了。

我可以清楚地看出阿扎里亚阿戴尔非常穷。我想她只有一幢房子，一套衣服，此外就没有什么了。我一方面要对杂志社负责，一方面又要忠于那些在坎伯兰河谷与托马斯①一起战斗的诗人与随笔作家，我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倾听她那琴声似的话语，不好意思提起合同的事。在九位缪斯女神和三位格蕾斯女神②面前，你很难把话题转到每字两分钱的稿费上。恐怕要经过第二次谈话，我才能恢复我的商业习惯。然而我还是把我的使命讲了出来，同她约定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再见面，讨论稿酬方面的问题。

①托马斯（1816～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忠于南部邦联的将领。

②缪斯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音乐等的九女神；格蕾斯是赐人以美丽、温雅与欢乐的三女神。

“你们的城市，”我准备告辞时说（这时候可以说一些轻松的一般性的话了），“仿佛是一个安静宁谧的地方。我该说是个适于住家的城市，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生。”

它和西部南部进行大批的火炉与器皿的贸易，它的面粉厂有日产二千桶的能力。

阿扎里亚阿戴尔似乎在沉思。

“我从没有那样想过。”她带着一种仿佛是她特有的诚挚专注的神情说。“安宁静谧的地方难道就没有特殊的事情了吗？我揣想，当上帝在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动手创造世界时，你可以探出窗外，听到他堆砌永恒山丘时，泥刀溅起泥块的声音。世界上最喧闹的工程——我指的是建造通天塔——结果产生了什么呢？《北美评论》上一页半篇幅的世界语罢了。”

“当然，”我平淡地说，“无论何处人的天性都是一样的；但是某些城市比别的城市更富于色彩——呃——更富于戏剧和行动，以及——呃——浪漫史。”

“表面上是这样的。”阿扎里亚阿戴尔说。“我乘着展开双翼（书籍和幻想）的金色飞船，多次周游了世界。在一次幻想的旅行中，我看到土耳其苏丹亲手绞死了他的一个妻子，因为她在大庭广众之中没有蒙住脸。我也看到纳什维尔的一个男人撕毁了戏票，因为他的妻子打扮好出去时扑了粉，蒙住了脸。在旧金山的中国城，我看到婢女辛宜被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浸在滚烫的杏仁油里，逼她发誓再也不同她的美国情人见面。当滚油淹没膝上三英寸的地方时，她屈服了。另一晚，在东纳什维尔的一个纸牌会上，我看到基蒂摩根的七个同学和好友假装不认识她，因为她同一个油漆匠结了婚。她端在胸前的滚烫的油吱吱发响，但是我希望你能见到她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边时脸上显出的美妙的微笑。哦，是啊，这是一个单调的城市。只有几英里长的红砖房屋、泥泞、商店和木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