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１２月２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很冷。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起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只觉得心里烦恼。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