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