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

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一开始，会场里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昏暗中看不见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愤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他妈的！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逼我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没那么多傻瓜。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谁乐意在污泥里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