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两个住所以外，我不久又有了第三个住所，就在卢森堡公馆；公馆主人要我有时也到那里去看看他们，把我逼得太紧了，所以我尽管痛恶巴黎，还是不得不予以同意——自从我隐居到退隐庐以后，我到巴黎本来只有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两次。不过现在我到巴黎，只是按约定的日期前去，完全为的是在那里用晚餐，第二天早晨就回来。我进出都是走面对环城马路的那座大花园，所以我可以极正确地说，我没有踏上巴黎街道。

在我这一阵转瞬即逝的红运当中，早就酝酿着一场标志红运结束的灾祸。我回到路易山不久，就在那里又结识了一个新交，也和平时一样，完全是不由自主的。这个新交在我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读到下文就可以判断那究竟是福还是祸。我说的是我那女邻居韦尔德兰侯爵夫人，她的丈夫刚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索瓦西置了一座别墅。她原是达尔斯小姐，即达尔斯伯爵的女儿，伯爵是个有地位的人，但是很穷；达尔斯小姐嫁了韦尔德兰先生，而这位韦尔德兰又老、又丑、又聋、又严厉、又粗暴、又好吃醋，面带刀伤，还瞎了一只眼，不过，如果你能摸到他的脾气的话，老底子还是个好人；他有一万五千到两万利物儿的年金，她就被嫁给这笔年金了。这个活宝老是咒骂、叫嚷、暴跳如雷，弄得太太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然而最后总是太太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这样还是叫她生气，因为她要他承认是他自己愿意她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而不是她要他这样做的。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马尔让西先生原是太太的朋友，后来又成了先生的朋友。他把他靠近奥博纳和安地里的那座马尔让西府租给他们，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跟乌德托夫人热恋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里。乌德托夫人和韦尔德兰夫人之互相认识是由她们的共同朋友多伯舍尔夫人的关系；由于乌德托夫人要到她特别欢喜的地方奥林匹斯山去散步，就必须穿过马尔让西园林，所以韦尔德兰夫人就给她一把钥匙，好让她过路。凭了这把钥匙我也常跟她一起穿过这个园林，但是我不欢喜碰到什么不期而遇的人，当我们偶然碰见韦尔德兰夫人的时候，我就让她们俩在一起谈，不跟她说话，一个劲儿朝前走。这种不够殷勤的态度一定不会给她留下好的印象。然而，她一住到索瓦西，还是找上门来了。她到路易山来看我，好几次都没有碰上，见我老不回拜她，便送了几盆花给我装饰平台，逼得我去回拜。我非去谢她不可了：我们就这样打上了交道。

这个来往一开始就是风波频起的，凡是不由我自主的来往都是如此。在跟她的来往当中，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平静，韦尔德兰夫人的气质跟我太格格不入了。她的俏皮话和讽刺语脱口而出，你必须时刻注意——这对我来说是很伤脑筋的——才能感觉到你在什么时候被她嘲弄了。我现在想起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她的哥哥刚奉派为驱逐舰舰长，在海上对英国人游弋。我就谈这艘驱逐舰的武装是怎样配备而不妨害它的轻快的。“是呀，”她以极平淡的语调说，“只要装上够战斗用的大炮就行了。”我很少听到她在背后说朋友们的好话而不带点挖苦的意味。什么事她不是往坏处想，就是往可笑的方面看，她的朋友马尔让西也未倖免。我觉得她还有一点叫人受不了的，那就是她一会儿给你带个口信，一会儿给你送点礼物，一会儿给你来个便条，真是烦人，我就得绞尽脑汁去答复，是领谢还是拒绝，叫我实在为难。然而，由于我经常见到她，终于对她产生了感情。她有她的苦处，我有我的苦处。彼此倾诉衷肠就使我们觉得我们的单独交谈是饶有兴趣的事，没有比两人在一起对泣的那种甜蜜滋味更能把心和心联系起来的了。我们俩设法会面，互相安慰，这种需要常使我把很多事情都原谅过去了。我对她除了真诚坦白之外，有时也很粗暴，对她的人品极不尊重。而这时又需要对她极大的尊重才能相信她真诚地原谅我。我有时也给她写信，下面就是一个样品；象这种信，她在复信中从来没有显出过丝毫不快之感。

一七六0年十一月五日，于蒙莫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