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她急忙整理她身上零乱的衣服，把弄皱了的地方扯平，因为那衣服，当她在地上跪着走时，几乎被拉到膝头上来了。她朝着大门走去，向那些士兵和颜悦色地点着头，柔声说道：

“孩子们，侦察员说过了，放我走，我走了。”

她把手放在门闩上。再走一步，她便到了街上。

沙威一直立着没有动，眼睛望着地，他在这一场合处于一种极不适合的地位，好象一座曾被人移动、正待安置的塑像。

门闩的声音惊醒了他。他抬起头，露出一副俨然不可侵犯的表情，那种表情越是出自职位卑下的人就越加显得可怕，在猛兽的脸上显得凶恶，在下流人的脸上就显得残暴。“中士，”他吼道，“你没看见那骚货要走！谁吩咐了你让她走？”

“我。”马德兰说。

芳汀听了沙威的声音，抖起来了，连忙丢了门闩，好象一个被擒的小偷丢下赃物似的。听了马德兰的声音，她转过来，从这时起，她一字不吐，连呼吸也不敢放肆，目光轮流地从马德兰望到沙威，又从沙威望到马德兰，谁说话，她便望着谁。当然，沙威必须是象我们常说的那样，到了“怒气冲天”才敢在市长有了释放芳汀的指示后还象刚才那样冲撞那中士。难道他竟忘了市长在场吗？难道他在思考之后认为一个“领导”不可能作出那样一种指示吗？难道他认为市长先生之所以支持那个女人，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表现吗？或者在这两个钟头里他亲自见到的这桩大事面前，他认为必须抱定最后决心，使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使士兵变成官长，使警察变成法官，并在这种非常急迫的场合里，所有秩序、法律、道德、政权、整个社会，都必须由他沙威一个人来体现吗？

总而言之，当马德兰先生说了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我”字以后，侦察员沙威便转身向着市长先生，面色发青，嘴唇发紫，形容冷峻，目光凶顽，浑身有着一种不可察觉的战栗，并且说也奇怪，他眼睛朝下，但是语气坚决：

“市长先生，那不行。”

“怎样？”马德兰先生说。

“这背时女人侮辱了一位绅士。”

“侦察员沙威，”马德兰先生用一种委婉平和的口音回答说，“听我说。您是个诚实人，不难向您解释清楚。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刚才您把这妇人带走时，我正走过那广场，当时也还有成群的人在场，我进行了调查，我全知道了，错的是那位绅士，应当拿他，才合警察公正的精神。”

沙威回答说：

“这贱人刚才侮辱了市长先生。”

“那是我的事，”马德兰先生说，“我想我受的侮辱应当是属于我的，我可以照自己的意见处理。”

“我请市长先生原谅。他受的侮辱并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法律的。”

“侦察员沙威，”马德兰先生回答说，“最高的法律是良心。

我听了这妇人的谈话。我明白我做的事。”

“但是我，市长先生，我不明白我见到的事。”

“那么，您服从就是。”

“我服从我的职责。我的职责要求这个妇人坐六个月的监。”

马德兰先生和颜悦色地回答说：

“请听清楚这一点。她一天也不会坐。”

沙威听了那句坚决的话，竟敢定睛注视市长，并且和他辩，但是他说话的声音始终是极其恭敬的：

“我和市长先生拌嘴，衷心感到痛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但是我请求他准许我提出这一点意见：我是在我的职守范围以内。市长先生既是愿意，我再来谈那位绅士的事。当时我在场，是这个婊子先跳上去打巴马达波先生的，巴马达波先生是选民，并且是公园角上那座石条砌的有阳台的三层漂亮公馆的主人。在这世界上，有些事终究是该注意的！总而言之，市长先生，这件事和我有关，牵涉到一个街道警察的职务问题，我决定要收押芳汀这个妇人。”

马德兰先生叉起两条胳膊，用一种严厉的、在这城里还没有人听见过的声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