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那小家伙吃食，我自己也感到惊愕，这小家伙比它母亲还能吃，你简直能看得见它长。还有那份聪明劲儿！有一次，大约那时它还不到１４天，我撞见它小心翼翼用爪子扒掉了狗屋的门闩，跑出来偷吃了点食，那是詹宁斯去关大门时留在那里的。就是在那个阶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是这些外露的小聪明，而是我和詹宁斯靠在狗屋篱笆上谈论它时，经常发现它盯着我们看的那副神情：它坐在那里，专心致志，一只耳朵竖着，长着宽宽前额，一点不像狗的脸上困惑地皱着眉头。

有一天，詹宁斯问我：“还不想给它取个名字？”

“想了，”我说，“我想叫它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他重复了一遍，“和足球有关的？”

我笑了。“几千年前，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有这么一个名字，他是个希腊人。”

“哦！”詹宁斯轻蔑地说，“一个希腊人……”

有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带了一个朋友来看苏格拉底，他对狗颇有研究。詹宁斯不在家，这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要喝得酩酊大醉的，而且最欢喜在星期五晚上喝。我把我的朋友带到了狗舍。

他看了苏格拉底，没说什么。它，经过了三个星期，已长得像猪狐犬那样大了。我朋友仔细地观察它，就像在评判克拉夫特比赛会上的一名获奖者，然后他放下苏格拉底，转身问我：“你刚才说这狗有多大了？”

我告诉了他。

他摇了摇头。“如果换了别人告诉我的话，我肯定要说他在撒谎，”他说，“伙计，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小狗，而且那个脑袋……你说那一窝子都是一样的？”

“反正身体长得都一样，”我告诉他，“这就是为什么给我印象特别深。在我们那些实验室里，我们完全可能弄出些畸形的变种来——两个脑袋的耗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一窝５只全是一样的！我看，这像是真正的变种。”

“说是变种，我倒是不太相信，”他说，“但一窝全是一模一样的，依我看来，倒是个真品种。那蠢货把它们全弄死了，真可惜！”

“这家伙杀了一只可能会给他下几个金蛋的鹅，”我说，“且不说它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可以想像生命科学家会为这兴奋得发狂的——像这样的一种变种原可值一大笔钱的，即使就这一条狗兴许也前途无量呢！瞧！”

这时，苏格拉底把一只旧洋铁罐头踢到了狗屋墙边，想踩着它爬过篱笆，这篱笆挡住了到外面的去路。它用爪子在篱笆顶几时以下的地方乱抓了一阵子。

“好家伙！”我朋友叫了起来，“如果它在一个月后能做到这件事……”

我们转身离开了狗舍。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迎面碰到了詹宁斯，他喝得醉醺醺地从我们身边摇摇晃晃地走过去。

“来喂小苏格拉底的吧？”他含糊不清地说。

我抓住了他的肩膀。“一点不错，”我说，“我们已照料过它们了。”

第二天我去的时候，发现狗屋门上挂了一块大牌子，上面七歪八扭地写着：“严禁入内。”

我推了推门，发现门锁了，我看了看四周，詹宁斯正盯着我看。

“您好，教授！”他说，“难道你不识字吗？”

“詹宁斯，”我说，“我是来抱苏格拉底的，我朋友打算把它养在他的狗屋里。”

他咧嘴笑了。“对不起，”他说，“这狗是不卖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叫了起来，“我四个星期前就把它买下了，我一直在付你钱照料它。”

“有字据吗？”他问，“你拿到收据了吗？”

“别胡闹了，詹宁斯！”我说，“把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