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得到了解释，说什么神奇女郎是红白蓝三色，没有多少颜色可以把她衬托出来；而这种黄色如何会使封面突出起来，这份杂志如何会在报摊上突出起来、“真正会独树一帜的，你不认为这样吗？”

我最讨厌她在每一个句子后面加上那句爵士乐“你不认为这样吗”，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把每个人都拉过去支持她的意见，每一次都这样，所有的时候都这样。我每次听到这一句，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某种红光在我头脑里出现。事情就更明亮一些了。

“埃米，”我对她说，“简直……糟透……了。那张神奇女郎的照片也不是什么引起大震动的东西。她看起来有点发胖。”

“又不是选美皇后。她——”

我发火了。“由你来判断神奇女郎该是什么吗？那是我的事！你是我雇来的！你自称是艺术指导？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判断？你准是在开玩笑！一定要重新弄！”

“那得干一个通宵。”

“干工作是累不死人的。”

我去上我的增氧健身课了，课后回家。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吃完了最后一杯冰淇淋，杰克的电话打来了。

“你好吗？亲爱的。”

“挺好。”这是事实。药片刚开始起作用，应当原谅我说话没精神。

“今天你弄走了艺术指导，葡萄藤一直响个不停。你要是得了个坏脾气女人的名声，你手下的人都会离开你的。以后就没人来给你工作了，工钱再高也不行。”

“杰克，让我喘口气。为什么男人干事情鲁莽被认为是优秀的管理人员，女人想要干点事情就被认为是坏脾气女人呢？”

“又是老一套的辩护，”他说，“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那样做都是不能让人谅解的。你会损失几名好手的。”

“好吧，我会做弥补的。”药片使我感觉人在膨胀。

“明天早上我给她送些花去。”

我在日记上记下两笔备忘：送鲜花给埃米；让神经科医生重开一个处方。

１９９ｘ年１月２５日

两件事情运气都不好。鲜花第二天才送去，埃米没有收到。

她已经走了。还带走厂几名职员。告诉我说，他们对她抱同情。我想，为一份名叫《神奇女郎》的杂志工作的人，大概都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根本不理会职业竞争。

我退到我的办公室内。

要重开处方，又一件火急火燎的事。接电话的不是某个“德比”就是某个“蒂芬尼”或“安伯”，她们都属于一个美容学校而不是可笑地称之为“助人专业”的职业。可是就是她们在那里，你想干什么事情都必须通过她们。

“我想要重开一个处方，谢谢。”够直截了当的了。

“等等，内塞尔罗德女士，我去查查你的档案。”我听到手指在慢腾腾地按计算机键。大概不致于豁裂指甲吧。

她又回来接电话了。“对不起，内塞尔罗德女士，不先看医生，是不可能开新处方的。”

“可是我通常都是打电话给她请她开新处方，她给药房打电话，药房离我的办公室近极了。”

“对不起，内塞尔罗德女士，医生这次不能这么做。”

“听着，德比，或布兰迪，或桑迪，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医生一直是这么做的，我弄不清现在又有什么问题了。”我设法抑制自己。“嗯，我想你是新来的，不熟悉，可是我去你们那里瞧病已经好几年了，我不知道——”

“州里有新的法律规定。你这样的医疗关系要受控制了。再要开新处方不那么容易了。你需要先来看医生，处方的复印件要送去ＤＥＡ存档。你想约什么时间？”

“我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我非常、非常、非常忙。你懂吗？我不是在这里挫指甲，你知道。我能跟医生讲话吗？”

“恐怕她这会儿正在同病人谈话呢。”

“好吧。约定一个时间吧。越快越好。”我记下了具体事项，挂掉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