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想卢起那个和尚，和他的唯一的一根金色卷须

莘西娅和我，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过得非常开心，她交还了她的尾羽服。我们去最好的饭店吃最好的档次，轻易地获得一流俱乐部的门票，被热忱地免费赠予音乐会的前排座，基本上在这城市里打开了一条通道，就像享利摩凿通了一块花岗岩。

有一天，事西妞让我陪她去医院，她姐姐在医院里刚生下了一个孩子。

站在婴儿室的门边，我不可思议地盯着那些或号哭或沉睡的婴儿。

每个婴儿都只有一根金色的卷须，就同和尚的一样。一些稍大点的，已明显地有了暂时性的连接，但是从基本上说，只有上帝才知道它们通向哪儿。

自此，我开始更仔细地研究每个地方的小孩卷须情况。

它们中的大多数人，它们与生俱来的权利特征似乎都保存得很好，直至三岁光景。此后，它开始缩小，变模糊，变得越来越薄越苍白，在大约十岁时终于消失，从头顶上。

整个纽约，我从未曾发现一个成年人，像失踪的和尚一样，仍有着他或她出生时就有的卷须。当然，也包括我。

当然，我没有呆在可能会发现那些人的地方。

有几次，我差点就拔下了小孩子的金色卷须，去试验它所代表的意义，但是我从来都不敢。

我明白我在害怕它可能会揭露我所做的是多么的卑鄙。

在得到列农眼镜的一个月以后的某一天，就在我开始对轻易的生活感到厌烦的时候，我单独驾车前往第一大道，碰巧发现了很大一堆的汽车，一群拉着牧羊狗的警察看守着它们。我把头伸出车窗外，很有礼貌地询问一个警察在我经过他时。

“总统，”警察回答，“在战争开始前夕他在向联合国讲话。”

“战争？我以为战争已经过去了……”

“那是最近的那一次。这是场新的战争。”

“那么，这一次我们要打的是谁？”

“我的天哪，难道你不看电视吗？敌人是南部国家的联盟。他们的首领也来了。如果他未被施以私刑的活则是他的万分幸运。”

我不确信我听到过这个国家的名字；我从来就不是个热衷于政治的人。但是战争的确是个坏消息。至少詹姆士布朗被监禁了。

突然，我有种为全人类做点好事的冲动。

“这儿，在这儿，你喜欢吗？”

他开始开口，典型的警察风格，但是我想巧妙地利用他的对他上司的服从卷须（我一直憎恶去接触的小东西），取得他的全权合作。

联合国内部布满了保全系统。我观察了几分钟，直至我认准谁是头头。然后我靠近他。

这不是件有力的事，所以找放任地多拔了几根，很快地一拔，然后插入我自己的头皮层，不仅有他对他远处上司的服从联系，我还接收了他与他老婆，狗，儿子以及他所使用的对草机的卷须联结。（我总是认为那些德国人有病。）

“你愿意护送我过去吗？”我甜甜地问。

“当然愿意，先生。请这边走。”

利用他的移动对讲机发出命令，秘密服务处的代理人立刻就在会议室的后台接见了我。

现在我面临的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为了实现我想做的，我该如何靠近总统。我的服饰显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穿着一件夏威夷衬衫，一条一个朋友，贝鲁夫偷来的呼啦圈绿色短裤。

临场发挥。临场发挥。“惜我你的制服。”

“当然可以。”

这样，穿戴得稍为合适点了，从我口袋里掏出一张商品清单，似乎这是我必须分发的经典名片，我走上会议台，我的受制代理人尽值地为我排开干扰。

会议台上坐满了权责人物，秘书长正在讲台上讲话。电视摄像镜头正对着我们。我总是期望能上电视。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利用椅群后面的狭小空间，我一英寸一英寸地朝总统和他的敌人所坐的地方挪过去。总统的那张学前情教徒式的睑隐藏在充满正义感的高贵的面具后面。我们敌人的首领穿着一件得意洋洋的迷彩服，正如你可能在一个药剂商向上见到的一样，在夜幕降临之前，他成功地把他的存货扔出窗外，然后驶身一家裁缝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