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培拉政府又是那么的极不严肃。

如果堪培拉把这件事承认了下来，那么事情就会大事化小，小事比了了。但是他们却歇斯底里大发作，把政府迁往昆士兰的一个牧羊农场并且要从世界政府中退出去。（斯皮基博士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众性的精神病：现实规避，随后又发作浮客症和孤僻性撤离。）

不幸的是，当时主席团几乎瘫痪了。

在主席和主席团能按预期计划进行月度测验前，澳大利亚就退出了世界政府。那可能是堪培拉害怕世界政府会作出严厉的决定使心理测验变得更为不堪忍受。

主席团既瘫痪，心理测验局便主动出面处置这一事件。斯皮基博士亲自携带氢弹乘飞机前往，他协助机组人员撒下说明事实真相的传单。他办事从来就是勇气十足的。

澳大利亚事件结束时，在心理测验中发现，主席团大多数成员，包括辛格主席的心理商数都到了五十以上。据此心理测验局就暂时代行主席团的职责。即使是从长期的基础上来看，这样做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现在世界政府所要处理的全部问题都是与管理和评价测验结果有关，与训练工作人员以及为各收容所提供能充分自给自足的机构有关。

从个人关系上来说，这意味着斯文基博士作为心理测验局的主任现在自动成了世界合众国的临时主席。我作为他过去的私人秘书，我承认，我真为他感到万分骄傲。但是他的脑海里从来没有闪过这待的念头。

斯皮基博士是那样的虚怀若谷。在把我介绍给别人时，有时他会这样对人们说：“这位是玛利安，我的秘书，”接下去他眼睛闪闪发亮，加上一句说：“要不是她的缘故，我的心理商数早就要超过五十了！”

他是个生来就对效率和可靠性备加赞赏的人。在我们一起工作的这些年头，就是他的这种本性使我们能合作相处成绩卓著。

有几次，世界心理商数测验的结果一再上升，我得知以后真变得有点灰心丧气了。有一次，一周测验结果在读数器上显现出来时，平均商数竟达七十一。

我看了不免大惊失色，我说道：“博士先生，总会出现那样的时刻，那时全世界都成疯子！”

斯皮基博士听了便说：“这问题，你要这样来看，玛利安。你看那些在收容所里的人们——三十一亿病员，十八亿工作人员——考察一下他们的情况。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正在积极地治疗，在工厂和农场从事能促使他们康复更新的工作。为赢得精神健全，他们还无时无刻不在实行互助。当然目前绝大多数的反心智健全商数很高，是的，他们大都心智不健全。但是他们却是值得钦佩羡慕的。他们在为获得健全的精神而奋斗。他们一定会，一定会达到目的的！”

说完他就放低了话音，几乎是成了自言自语，他临窗向外凝视，走路的脚步也远不如以前轻捷。他说：“如果我缺乏这样的信念，我自己也就无法支持下去了。”

我明白了，他是在思念他的妻子。

斯皮基夫人在美国第一次普测时得了八十八。她进入人洛杉矶收容所至今已有好几年了。

如果再有人认为斯皮基博士对科学不抱至诚之心的话，那真该好好思索检讨一番了！斯皮基博士坚持自己的信念开真是到了置一己于不顾的境地了。

一个时期内，收容所经营管理很是得法，南非的瘟疫，得克萨斯和乌克兰的饥荒也都控制住了。

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斯皮基博士身上的重任仍未见减轻，因为心理测验局的工作人员锐减，原因是测验局某些工作人员测验总是失败并表示要到贝塞斯达去。

足足有一、两个月，我怎么也无法使我的秘书班子正常地工作。我要想寻找别人去接替他们的空缺也愈见困难，因为在收容所里过日子要比外界更为安逸舒适又更富有朋友之间的情谊，大多数心智健全的年青人都志愿到收容所去充当工作人员。收容所里一切设备异常使利，朋友和熟人比比皆是！我过去真羡慕过这些姑娘哩！然而我心里明白我有我的工作。

联合国大厦，多年前它已改名，称作心理商数测验局塔，置身于这所大厦总觉得清闲得过分。有时，除了斯皮基博士和我，偶尔也有守门人比尔以外，一整天内大厦里竟常会别无他人。（比尔季度测验的成绩总是极其精确的一贯是三十二。）餐厅全都停业了，曼哈顿事实上也大部分关闭了。我们在总部大厅里野餐，那倒是别有一番情趣。可是沉静老是受人打搅，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雷克雅未克总是打来不合时宜的长途电话，就一些问题特地要讯问作为临时主席的斯皮基博士的意见和指导。

但是去年１１月８日，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