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手袋甩到背后，说：“该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是随机抽查，女士。”一个黑眼珠的维和士兵说。他用手指碰了一下帽沿，算是敬了个礼，这个士兵很年轻，差不多够得上做我的儿子，或者小弟，“抽查您这里是否有违禁品。”他胸前口袋上的铭牌写着他的名字，帕哈克，“完全是例行公事，我向您保证。”

我数了数他肩章上的横杠，在心里和我的联邦政府公务员级别作着比较，按照我们所执行的那个繁琐的联合国规章，我的级别要高于他。

“帕哈克军士长。你和我都清楚，任何国际组织和外国机构都是因为联邦政府的宽容才能在美国领土上开展工作，并且你我都很清楚，你无权搜查联邦政府公务员的办公室。”

“哦，但是你们的——”

“我才不管你和谁达成了谅解！这是我的办公室——你的权力只到门口为止。你在这里一点权力都没有，清楚了吗？”

他涨红了脸，但什么都没说。

整个过程中，他的手下们都在检查我的文件柜、储物柜和写字台。探测器上的红灯亮了又亮——没有找到，没有，没有。士兵们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他们只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我狠狠地敲打了一番他们的军士长。办公室被翻了个底朝天后，那两个士官不自在地站在那儿，不知道他们还要待多久。最后，我让他们都走。三个人长出一口气，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完全忘记了检查我的手袋，小装置就在里面。

他们离开后不久，我又想起了帕哈克军士长，他看上去还是个比较守规矩的人。我坐在那儿，想入非非，双手抚摸着那个小装置，就像抚摸蜷缩在腿上的猫。

第二天早上，食品加工区出了点状况。一个女人尖叫着，工作人员正准备在她前额下的皮肤中植入一个识别芯片。为了确定这些难民的行踪，我们花费了大量的钱财，这是政府部门为了节约经费而提出的一个新系统。你走进自动门，自动门就会记录下你的身影，你挑好食物，第二道大门再确认你的离开。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但是那个女人在厨房里又哭又叫，她随手拿起一把切肉刀，捅进了自己体内，捅了一刀又一刀。在刀被夺下来之前，她在身上造出了九个洞。勤务兵把她带到了重症病房，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她基本上没救了。

听说了这事儿之后，剩下的难民们都拒绝植入识别芯片。这让派驻营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恼火了半天，之前已经有几百个难民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芯片植入，现在事情却变成了这样。维和部队觉得难民是在故意刁难他们。到处都是关于种族主义与报复的谣言和抱怨。

整个早上，我都尽力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平息争端。整个下午，我都在写一份又一份的报告，那些高层人士催得很紧，但是报告真的送上去之后，他们很可能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直接将它归档。整整一天，我都没有时间想那个小装置。

事实上，我还是想了，它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脑子里盘旋。

这东西正在变成我的一个负担。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上健康教育课，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袋五千克重的面粉。我们得给它起名字，并且走到哪儿都得带着它，足足带一个月，就好比那袋面粉是个婴儿。我管它叫皮皮，皮皮不能被扔在一边没人照顾；我必须随身带着它，或者找个人照看。这个项目的本意是要我们体验养孩子的辛苦，教育我们要负责任，顺便吓唬我们不要过早发生性行为。那个月结束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父亲的猎枪，把皮皮放在后院，一枪接一枪地打到没子弹为止。到最后，皮皮只剩下院子里漂浮着的白灰。

那个来自未来的装置就像皮皮一样。我拥有它，又不敢摆脱它。很显然那东西很有价值，同样显然的是，那东西也很危险。它可以强迫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做事，我真的愿意把它上交给联邦政府吗？他们会不会一拿到东西就用它来强迫人民？我能信任他们吗？

我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有多久了？四天？总该有什么答案了吧？

我把那个东西从手袋里拿出来。手感很凉、很滑，就像正在融化的冰。我一遍又一遍的抚摸着，那东西既温暖又冰凉，感觉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