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真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了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1肋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是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这种伦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邹元标为例。邹元标在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26岁。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懈劣的饱服。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匆闻,英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宫再次廷杖。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惟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冷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这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既有这种人物具有这样看法,则内阁首辅虽然承认现实,却又不能放弃理想。
申时行决心做和事佬,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为全部人土所谅解。他有时被批评为张居正的循吏,有时则被指责为“首尾两端”,即遇事左顾右盼,缺乏决心。但是申时行却并不因这些批评而改变作风。旁人处在他地位上,可能采取比较直截了当的硬性办法。申时行之“蕴藉”,半由天赋,另一半则因为在前任和后台那里得到的教训。张居正死后被参,家产籍没,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张的作风办事,至少也是没有头脑。今日他端坐在文渊阁中张居正留下的公案后边,当然不能忘怀张居正当年的神情气概。这位炬赫一时的首辅,确乎把他申时行当作门生和属吏。但也正因他申时行能够虚心下气,才有进步成长的机会,而终于成为张居正的继任人。
他的前任和后台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能够记忆千头万绪的详情末节,同时又极能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厌恶高拱,而对张居正却表示好感。甚至他为了获取首辅的地位,不惜与大伴冯保周旋,并以此得到慈圣太后的垂青种种情节,也得到同撩的谅解。1572年他开始为文渊阁主人,确实是一帆风顺。然而在10年之后竟身败名裂,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的主角。申时行对这一悲剧的内容十分了然,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申时行生平不愿宣扬别人的缺点,对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会妄加批判。他只是从这悲剧的内幕中得到了教益。
张居正的10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放,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