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学士在执行职务期间,既已接受道德伦理的熏陶,而有条件精研各种档案,则为增进技术能力的捷径。在1578年被任为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参与修撰嘉靖和隆庆两朝实录和《大明会典》这种编撰工作,必须要把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并加检讨,正是训练培养内阁大学士的最好方法。现在的首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老成”。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他52岁,比次辅许国小8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一岁。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诞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势令人惊骇。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1100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多个县个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土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后,中外腰携”,如果继续下去,挺而走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在本朝历史上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多数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他们属于纯技术人员。即使是高级武官,在决定政策时,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偶或有所陈献,也绝不会受到文官的重视。
在申时行充当首辅的年代,全国文官的总数约为20000人,其中京官约占1/100。当他们朝会集合时,就出现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现象。他们的朝服为红丝罗绢所制,四品以上为红色,五品以下为蓝色。朝冠系纱制,侧带两翅;朝靴黑色,靴底边上涂以白色的胶漆。腰带并不紧束而是轻松地是在腰间,上镶玉、犀[xī]角以及金银等方块,所以在阳光之下闪烁不已。
官员们的品级由“文官花样”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称MandarinSquare。文官的花样总是绣着两只鸟,鸟的品格和姿态则因级别的高低而异。如一品官的花样为仙鹤翱翔于人中;三品官的为孔雀,一只着地,一只冲天;至九品官则为鹤鸩二只,彼此都在草丛中觅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级不用乌而用猛兽来表示,依次为狮子、虎豹、熊务等等。监察官员亦你‘风宪它’,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绣以“倾基”。这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它对好人完全无害,但当坏人接近,它就一跃而前将其撕为碎块。还有极少数的文武官员,包括宦官在内,可以由是帝特增绣有蟒、飞鱼、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贵又在其他花样之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对峙时行于1585年即由万历赐予蟒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