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指著作的本来面目；变，指著作或多或少有了改动，不是本来面目。以《论语》为例，战国时期曾经定稿，其后历代受到尊重，抄，刻，读，研究，应该说是受到稀有的爱护，可是汉人传授，不同的家数，字句不尽相同，可证是有了改动；并且，如《乡党》篇的“色斯举矣”，意义不明，有人推断“色”是错字，更可证今传本已经不是本来面目。保存最完好的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几乎可以说，时间不很近的著作，世间流通的，没有一种是定稿时的本来面目。其实，就是相当近的，如《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定稿的手写本（只发现半部），与青柯亭刻本对勘，文字不尽同，这显然是刻书人作了改动。能够维持本来面目的大概只有稿本（现在有影印办法，不难看到）和作者自刻本，可惜为数不多。传世本不能维持本来面目，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残缺，二是改动。原因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两类。残缺是来自各种变故，上面第9.1.1节曾经谈到。改动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想恢复本来面目的改，就是校勘。因校勘而改，有可能改对了，但也有可能改错了。一种是传抄的改。有刻本以前的著作，靠抄写流传。抄，低手可能略识之无，最容易认亥为豕，因而不能不错；高手有高手的毛病，有时会随己意修改，甚至化繁为简。其结果是传抄次数越多，距离本来面目越远。有了刻印办法，情况会好一些，但一再翻刻，也会出现校勘和传抄那样的问题（明朝人刻书常常任意删改），因而也就难于保存本来面目。

变动大小，一般说是由时间和书的性质决定。就时间说，是越古越厉害，有了刻本以后，尤其到明清，情况就好多了。就书的性质说，是声名小的比较厉害，地位高的，如正史、大名家的文集之类，情况就好得多。至于变动的情况，那是五花八门，一言难尽（详见有些目录的解题）。这里想由重到轻，举一点点例。一种是“辑佚”。原书早已散失，可是其他书，如《文选》注和《太平御览》之类，常常引用它的语句，于是可以把这些都搜集来，编在一起，成为同名的一本书。清朝人喜欢做这个工作，如马国翰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收书六七百种之多，都是这样拼凑的。当然，这样辑成的书只是名同，与原书的实况是距离很远的。一种是“残缺”。这是原书还有，只是不全了。先秦两汉著作，这种情况很多，如《管子》原为八十六篇，今传本缺十篇；应劭《风俗通义》原为三十篇，今传本只剩十篇。再一种为“错乱”。如《老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的帛书本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今传本却颠倒过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原来有正文有子注，后人连写，把两者混在一起，累得不少人在分辨，上费力量。还有一种是“改字”。改的幅度有大有小，这里只说小的，如《论语学而》“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旧抄卷子本有“道”字，今传本没有，可见是经过改动（多半是漏抄）；陶渊明《桃花源记》“欣然规往”，有的本子“规”作“亲”，意思不对，显然也是改动过的。还有一种特殊的改字是避讳，如唐高宗名李治，“治乱”要改为“理乱”，清康熙皇帝名玄烨，“玄鸟”要改为“元鸟”。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两歧”。如王之涣《出塞》，通行本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乐府诗集》本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中名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马令《南唐书》上句作“细雨梦回清漏永”，都是可此可彼；但原作只能是一种，可见也是有了改动。这种种情况都表示，我们读的文言典籍，虽然一般都标明作者，可是与作者原作总不能不有或大或小的差异。

9.2.1版本的形式

书籍版本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只有多看（看讲目录的书，看实物）多记才能了解个大概。这里只是想回答一个小问题：所谓文言典籍，都有什么样式的？可以由粗到细谈三个方面。先谈外形。外形也相当复杂，但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概括为三类：最早是“册”，中间是“卷”，靠后是“本”（用常识一本书的“本”的意义）。

秦以前，文字大多是写在细长的竹片或木片上，称为简或策。把简竖着像横放的竹帘那样排在一起（右在前，左在后），靠上、靠下（或兼中间）用丝绳或皮条横着编起来或穿起来，展开可以读，读完可以由左向右卷起来，是册。表示册的单位是编或篇，后来也称为卷。如《孟子》七篇，每篇分上下，总数应该是十四卷。这样的书，我们想找来看看当然做不到了。但可以根据文献资料考见个大概。一种是远的，西晋初年汲郡人不（姓，音fu）准盗战国魏王（一说襄王，一说安厘王）墓，发现竹书几十车，虽然已经散乱，推想都是这样编连的。一种是很近的，197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战国到秦的墓葬十二座，在十一号墓里发现秦代竹简一千多支，合成《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等十种法律书，竹简上中下有丝绳编系的痕迹，可证也是这样编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