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1认识的分歧

要不要学会文言，旧时代不是问题，因为文人要用，不会就不能应付科举考试，不能处理社会生活。“五四”前后兴起文学革命，问题来了。前进的许多人说文言是死文字，早该抛弃，要改用白话写。到三十年代，照前进的人的看法，白话的新文学是彻底胜利了。胜利了，文言推位让国，当然就不再有要不要学会的问题。这样，好像问题就不再有。其实不然，因为事过境迁，平心静气地回顾，就会发现，那时候的胜利，主要是在改用白话写方面；至于怎样对待文言，是或者没有考虑，或者考虑而戴着有色眼镜，没看清楚。例如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写了一本《白话文学史》（只有上卷），说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白话的，意思是文言作品毫无价值；因为没有价值，似乎也就没有接受文化遗产的问题。这种极端的说法对吗？推想现在绝大多数人不会同意。其实，就是胡适自己，文学革命之后，还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只有上卷），晚年还用力研究《水经注》。可见就是改用白话写已经成为定局之后，如何对待文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没解决的重要表现还有，五六十年来，教材里有文言，学生还在学。学，当然希望学会。学会，有目的。目的可以广，是接受文化遗产；可以狭，是欣赏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此外，有些人还认为，用现代语写可以从文言里吸收些营养。总的精神是文言还有用，应该学。可是也有不少人，从实际出发，认为学会很难，并且对学习科技没有什么帮助，浪费时间不合算，应该不学。学，有理由，不学，也有理由，相持不下，于是这文学革命时期留下的问题反而复杂起来。

问题复杂，是因为相反的两方，所说都有道理，并且都有事实的根据。文言的价值，如第四章前半所说，大概绝大多数人会承认。这样，不学因而不会，接受文化遗产、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等事自然就做不到。这就整个国家说是不小的损失，就个人说也是不很小的损失。可是，事实上，学会确是不易（主要由社会统计方面看），并且，不学不会，对于通晓科技，甚至在科技方面拔尖，似乎都没有什么影响。意见不一致，如何实行也就难于确定，所以说，问题更加复杂了。

10.1.2应该兼顾

两极端的办法斩钉截铁，优点是干脆。但有缺点，是由对立的一方看，行不通。偏于一端行不通，显然，可行的办法只能在中间，也就是在学和不学之间。这中间的路是原则，至于具体办法，因为有整个国家和单个人的区别，那就还要分析。

就整个国家说，中间的路是有人学，有人不学。有人学，接受文化遗产一类的任务就不至完全落空；有人不学，浪费时间不合算的忧虑就可以相对减轻。这样打折扣的兼顾，推想相持不下的双方都不会十分满意，但也实在想不出能使双方皆大欢喜的办法。这里假定兼顾的办法可行，下面一些问题就来了。首先是什么样的人学，什么样的人不学。这原则上不难定，是需要用文言的人学，对文言有兴趣的人学。比如一个人的专业或愿意从事的专业是整理古籍、研究古代汉语或研究本国史等等，他就不能不学文言。不从事与文言有关的专业的，也许愿意读《史记》《文选》、杜诗等多种典籍，他也就不能不学文言。需要的和愿意的相加，会有多少人？这很难说，幸而关系不大，可以不管。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怎么能断定某些人是需要学或愿意学的，某些人是既不需要学又不愿意学的。想知道爱吃不爱吃，先要吃一些试试。这就使我们陷入像是矛盾的圈圈里：因为决定不全学，反而要全学。这是说，早期（比如小学后半和初中前半）总要都学，才能稳妥地分辨哪些人可以学，哪些人可以不学。再下来的问题是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定学制，教师和家长如何考察和引导，出版部门如何制定出版文言读物计划，以保证这先尝后买的办法能够顺利实施。这些是具体措施方面的事，可以不多谈。

就个人说，中间的路是可以学，可以不学。决定学不学的标准仍是上一段指出的：要看有没有必要，有必要，非学不可；没有必要，可以不学，但是如果有兴趣，那就也非学不可。这样做，整个国家和个人，由实行和收获两方面看，就有了大差别：整个国家是两全，个人是走一极端。不过总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学，有机会；不学，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