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文言同中有异

世间的事物，没有两个个体是完全相同的。出于不同作者的文言作品自然也是这样，表达方面总不免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就现在能见到的文献资料看，且不管商周，由战国到清末，用文言表情达意，表达方式都属于秦汉的词汇句法系统，可是写成的作品，面目却常常相差很多。例如大家都熟悉的《滕王阁序》和《师说》，一骈一散，一华一朴，简直不像是出自一个朝代。又如黄庭坚作诗是学杜甫的，可是我们读黄的诗，总感到不那么雄浑自然，味道和正牌的不一样。不同作者的作品，面目有别，原因很多，主要是以下这些。其一是时代，如汉人的文章是汉人味道，唐宋人不管怎样心模手追，写出来的终归不是汉人的味道。又如人生在南朝，写文章就不能不用骈体。其二，地域也常常有关系，如春秋前后，中原一带人写诗，总不能不用四言，江汉一带人就不同，是多用六七言，而且上句句尾要加“兮”。南北朝时期也是这样，北朝的诗文不怎么修饰，南朝就总要穿红挂绿。其三，个人的学识和性格关系更大，比如顾炎武和李渔都是清初的人，可是《日知录》和《闲情偶寄》的面目迥然不同，这显然是两个人的学识和性格不同的反映。学识和性格相比，也许性格更重要，比如李白和杜甫，作品一仙一圣，距离如此之远，如果追求原因，恐怕列在第一位的必是性格不同。总之，用文言表情达意，虽然表达方式都取自秦汉的词汇句法系统，可是取有不同的取法，就是说，不同的作家，受各自条件的制约，这一位可以抽取这些成分，如此组织，那一位可以抽取那些成分，如彼组织，于是成文以后，就表现为不同的面目。我们常说，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可见面目的差异，小的必致数不清，甚至大的也会多到难于列举。幸而这一章想谈的只是一种关系不很大的现象：文言的表达方式是大同，可是表现在作品上却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差异太繁，我们只好取重点。重点是“流派”和“风格”。

8.1.2风格和流派

风格，旧时代有人称为“品”，很难讲。如司空图把诗的品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沈著等二十四种，解释却只能旁敲侧击，如说纤秾是“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这样比来比去，还是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者只能由概括的道理方面言传。某一作者的诗文，由表达方面看，水平不高，因而与其他作者的作品相比，也显不出自己的特点，这是纵使有小的差异也谈不上风格。如果是另一种情况，水平高或者很高，与其他作者，尤其不同道的作者相比，特点很明显，我们就说这是有了自己的风格。可见风格包含两种不可少的因素，一要写得好，至少是相当好，二要有特点。诗文有了风格，这风格总是作者所偏爱的；有的人不只爱，还想明白说好，于是找理由，就形成诗文的理论，如“文必秦汉”和“神韵说”之类。其后或同时，有些人也欣赏这种风格，相信这种理论，于是引为同道，也照那个路子写，也宣扬那种理论，就形成流派。诗文表达方面有特点，能不能算风格，有同样特点的人引为同道，能不能算流派，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想，风格问题，为了避免纠缠不清，我们最好是取大舍小，成就不大，特点不突出的不算也罢。流派问题，为了简便可行，可以根据内外两个条件来断定，内是特点鲜明，而且经常是有理论，外是有标志特点的称号（如永明体是着重作品的，唐宋八大家是着重人的），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当然要算，只具备其中之一的，有显著影响的也可以算，没有的可以不算。

流派和风格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流派主要是就人说的，指诗文方面结为一伙的同道，风格主要是就作品说的，指诗文在表达方面的特有性状，两者有分别。但作品是人写的，因而不同的风格常常产生于不同的流派。流派不同，风格一定不同。但不能反过来说，属于同一流派，风格一定相同。例如同是古文家，曾巩和苏轼的风格不一样，这是同一理论之下，还容许，或说不能不有因学识、性格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由此可见，风格比流派的分别更细。因为更细，所以小的差异就不能形成流派。流派的形成，除风格大异之外，还要靠一些社会方面的条件。所以有时候，就是大的风格差异也未必形成不同的流派，如《论语》和《孟子》都是语录体，前者朴厚，后者雄辩，却没有形成不同的流派。总的说，文言同中有异，不同流派表现的是较大的异，不同风格表现的可能是较大的异，也可能是较小的异。较小的异，历代的文论、文评、诗话、词话之类兴之所至地讲了不少，大多是要靠体会才能触及一些皮毛的事物，这里不能谈，也不必谈，因为我们想知道的只是，同是文言，从表达方面看，由于流派和风格的不同，面目并不千篇一律。但就是这一点点要求，牵涉的内容也是千头万绪，因为时间太长，作家和作品太多。不得已，这里只好举一些显著的例，以求通过一斑而略窥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