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古今的变异

我们翻看大型的四部目录或者大图书馆的古籍卡片，也许会有这样的印象：书名浩如烟海，想来必是历代典籍的总汇。如果这总汇的意思是，战国的著作加两汉的著作加魏晋南北朝的著作……，那就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全数古籍（公的、私的以及流到国外的），并不等于历代有过的典籍相加的总和。不只不相等，而且差得非常多。所谓差，不只是量，还有质。以下分项说说这种情况。

9.1.1存佚

古物保存不容易，因为有多种原因使它毁坏以至消亡。以建筑为例，阿房宫、铜雀台等不用说了，近的如畅春园，已经没有痕迹，圆明园有痕迹，但少得可怜。与这类建筑相比，书籍还是幸运的，经过历代的天灾人祸，就总的说，只是减少而没有消亡。不过就个别的说，消亡的就太多了。过去人常说，十不存一，这像是夸大，其实，如果这是指中古（开始有刻本）以前，那就不是夸大，而是缩小了。中古以前，记录我国书籍情况的最重要的书是《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我们看看就可以知道，前者记录的，两汉之际还有，后者记录的，唐朝初年大部分还有（因为兼记录梁、陈、齐、周四朝），可是现在怎么样？尤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绝大部分没有了。中古以前，书籍更难于保存，有多种原因。一是都要手抄，种数不多，尤其声名差的，抄的人很少，常常成为孤本，很容易灭绝。二是时间长了，存储的条件差，会渐渐由损伤残缺而灭绝。三是经过多次天灾和战乱，每次都闯过，成为幸存者，很不容易。四是统治者有计划地大批焚毁，如秦始皇焚书，梁元帝江陵失陷烧图书十四万卷，隋朝烧谶纬书，都是。五是存储的人不能代代是读书种子，有些很有价值的书不受重视，糊里糊涂地扔掉了。中古以后，有了刻本，因为数量多了，情况好一些。可是又有了新的难于流传的因素，是刻书容易，难免收不胜收，有些书未必没有可取之点，只是因为得不到重视，日久天长，甚至时间不长，也就销声匿迹了。如郑振铎是用力搜集清人文集的，他在所著《劫中得书记》中说曾得八百多种，但有不少汉学家的文集还是找不到。清代尚且这样，上推到宋元明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谈到文言典籍，就所能有的全数说，如果用加法表示，应该是：战国著作的残余加两汉著作的残余加魏晋南北朝著作的残余……总之，与曾经存世的相比，只是星星点点罢了。

9.1.2真伪

上面第9.1节曾说，现存文言典籍的情况，还有质的问题。所谓质有问题，是现在有的，其中一些不是原装，甚至是冒牌，因而不能有一个算一个。简单说是有些书不真或不全真。《孟子尽心下》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是说，武王伐纣，他以为殷人应该不抵抗，《武成》篇说战争很激烈，所记不实。王充《论衡》有《书虚篇》，说“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所以不可信。所记不实，不可信，是所写与事实有出入，几乎可以说一切著作都难免。这里说的不真是另外一回事，是张三作的硬说是李四作的。这绝大多数是后代人的作品冒充前代人的作品，通称为作伪，所作为伪书。书的真伪问题，尤其古代的，很复杂，因为年代远，本身模糊，文献不足，参与争论的人见仁见智，常常是难于取得定论。最典型的例是《尚书》，由汉朝起就有今古文之争，一直争到清朝，阎若璩作了《尚书古文疏证》，辨析细，证据多，古文部分不真才像是成为定论，可是其后，《尚书》还是整体地被人奉为经典。还不只《尚书》，唐宋以来，辨伪风气越来越盛，由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到近人顾颉刚等编的《古史辨》，等等，提疑点，找矛盾，几乎一切早期的典籍都入了网罗，出现了漏洞。漏洞有大的，是全不真，如《竹书纪年》（原为战国时魏国史书，晋初出土，佚，宋以后人伪作）和《杂事秘辛》（明杨慎假托汉人作）；有小的，是部分不真，如《庄子》杂篇《让王》《盗跖》等四篇，一般承认是伪作，《韩非子》前两篇《初见秦》和《存韩》也是这样，一般认为不是韩非所作。还有一种情况，是书的内容颇有可取，只是究竟为何人所伪托，却不能十分清楚，如《列子》（旧题列御寇撰）和《西京杂记》（一说刘歆作）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阴错阳差的情况，如郦道元为《水经》作注，引书很多，有时述明出处，也常常不提出处，后代人读《水经注》，碰到是引文而不述明出处的，如大家都熟悉的《三峡》（引自盛弘之《荆州记》），就以为一定是作者的手笔，其实不是，这不是作者有意作伪，而是疏忽。另一种阴错阳差是张冠李戴，如欧阳修的词集（书名不一）里收了一些冯延巳《阳春集》里的作品，这不是盗窃，是后代编书人疏忽。作伪，一般是在先秦、两汉下功夫，因为书以古为贵。但也有较晚的，如《南渡录》假托南宋初年的辛弃疾，《心史》假托南宋末年的郑思肖就是。读文言典籍，真伪问题非常复杂，确定真伪不容易，确定为伪作以后，评定其史料价值也不很容易，这牵涉到辨伪的专业知识，不宜于多说。这里只是想说明，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文言典籍的一点点残余，由货真价实方面要求，还不能不打些折扣。

9.1.3正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