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文言有功
如上面所说,文言形成以后,成为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它寿命长,内容多,势力大,是我们一份可观的财富。财富,有用,因而它一定有功。但它脱离群众,总是在上层文人的笔下打转转,又不能无过。功过是价值的评定,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想多从常识着眼,舍小取大,只说说估计可以为多数人接受的。前面多处谈到文言的性质,谈性质会触及优点,优点就是功。这样,谈文言的功,就难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但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着重的是怎样评价文言,怎样对待文言,有些意思又不能略而不说。调和的办法是在轻重方面打打算盘,凡是已经说过的就轻轻带过,够上新意的就多说几句。
4.1.1靠它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这个题目太大,想分割为三段说。先说“文化遗产”。它是人类活动痕迹的总和,现在还可以看到或推想到的。痕迹山无形到有形可以分成若干等级,如道德观念、生活爱好之类是无形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之类是中间的,万里长城、宋版《文选》之类是有形的。照理说,既然是痕迹,就应该不论有形无形,不论时间远近,都算;可是习惯上总是指有形的,时间不很近的,这里从习惯。遗产价值有高低,甚至不该有而有的也有价值,那是历史价值。无数的遗产之中,用处最大因而价值最高的应该说是写在书面上的语言。因为:第一,它用一套符号保存了前人的知识。我们知道,有大量的人类活动是不能流传或没有流传,如孟子的思想和阿房宫的建筑之类,只有靠知识才能够流传的。第二,不管哪种性质的人类活动,只有保存在书面语言里才能够确切细致。这只要翻翻起居注、实录一类书就可以知道。第三,书面语言之外的一切遗迹的情况,常常要借助书面语言才可以了解清楚。举个早期的例,如殷墟甲骨,假使没有书面语言,我们就不能知道那是占卜的工具。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之中,价值最高的是挂“书面语言”牌号的那一个库藏;而说到书面语言,就汉语说,有文言,有白话,而绝大部分是文言。
再说“积累”。文化是人为了生活的方便和合理而创造的。创造能力主要来自知识,有知识才能够了解并利用旧有的文化,再往前走。这就可以证明,为了人类能够进步,文化的积累是如何重要;而积累文化,主要是通过写成书面语言的方式。例如孟子是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生的,传孔门之道,著《孟子》七篇,是靠已经有了书面语言的《论语》。司马迁著《史记》,记春秋战国年间事如数家珍,是因为早已有了书面语言的《左传》《国语》等。还可以举个反面的例,古代有所谓六经,实际是五种,因为《乐经》有目无书,所以后来儒生虽然大讲其“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可是韶乐究竟是怎么回事,却谁也说不清楚。这里所谓积累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创造了就存下来,如《孟子》七篇;另一种是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精益求精,如《水经注》的注《水经》。积累的途程之中免不了损失,还常常是大量的损失。如《汉书艺文志》里著录的书,存到今天的已经是极少数;梁元帝江陵失陷,一次就烧毁图书十四万卷;又,中古以前,著作都是靠抄写流传,作而不抄不传的当然很多,那就是昙花一现,消亡了。我们现在图书馆里的库藏是幸存的一些,是三千年来积累总和的一部分劫余。
但是,就是这一点点幸存的也够得上丰富了。现在说“丰富”。这不容易说得言实相称,因为一方面是量太大,一方面是内容包罗万象。先说量。旧时代最后辑的一部大书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辑这部书,另有企图,是消除反清思想;而且戴着有色眼镜,如认为不雅驯的不收;还不能不有遗漏。可是就是这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有3503种,合79330卷,又存目6819种,合94034卷,加起来是10322种,合173364卷。《四库全书》之后,有人编四库未收书目,有人编焚毁书目,大网小网捞,自然还会有不少漏网之鱼。总之,文言典籍的量确是大得可惊。再说内容的包罗万象。这更不容易说,因为太复杂,不是少数文字所能概括;勉强说,总难免挂一漏万,或浅陋而不合实际。这里想从三个方面谈谈,算作举例。一是总览。我国图书编目,隋唐以来都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子、集是粗略地按内容的性质分;经不然,是由于出身高贵。这样分,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总之,都不能反映内容的具体性质。典籍是文献,我们利用文献,最渴望知道的是里面都讲些什么。这太复杂了。旧时代有人大力研讨文献,把文献的内容分为若干类,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共二十四类。这象是很全面,其实不然,因为他注意的只是帝王将相关心的“典章制度”。至于与一般人民关系更密切的穿衣吃饭、生死嫁娶等事物,就都略去了;而这些,书面语言中记得并不少。这样看,我们无妨夸张一点说,在我们的典籍库藏里,不管你想从中找什么材料,它总不会使你失望。二是看一部分。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是前人活动的情况,这就可以翻看四部中的史部。其中最显赫的当然是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几部正史。其次是史部的其他小类(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的书。此外,史部以外的许多书中也会有有用的材料,因为书面语言是人写的,其中总会提到人的活动。总之,就部分说,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三是看有些人认为稀少的。这是指科学知识。有人说,我们东方的典籍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多,科学方面的材料很贫乏。这显然也不对,例如许多彗星(包括最著名的哈雷彗星)的运行情况,是参考中国的大量记录才弄清楚的。天文以外,现代科学的各个部门,都可以在我们的典籍里找到丰富的资料(详见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证明,我们说丰富是实事求是,而这功绩的大部分是同文言分不开的。
这丰富的文化遗产所以有大价值,是因为有大用。大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鉴往知来,就是参考前人的经验,走对路,不走错路。其二是以前人的收获为资本,向前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其三是欣赏,取得艺术享受。自然,文化遗产中难免有糟粕,囫囵吞枣地都接受不合适。这我们当然都知道,是应该批判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