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文言形成的条件

文言，像其他事物一样，长成或制成以后要具备某些条件，不这样就是没有定形。文言长成，定形，主要靠三个条件：一是有相当严格的统一的词汇句法系统，二是这系统基本上不随时间的移动而变化，三是这系统基本上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

3.1.1重要条件是词汇句法系统

关于词汇句法系统，前面2.3.3节已经概括说过，这是一套几乎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表达习惯。表示某种意思，用什么词，组成什么样的句式，虽然容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这有如京剧旦角的服装，可以穿青衣，也可以穿红挂绿，却绝不许穿生角、净角的长袍。灵活性只能是系统之内的灵活性，或说是旧有的几种表达习惯之中选择一种表达习惯的灵活性。这系统或习惯，即使从形式和要点方面介绍个梗概，也非专书不可，这里从略。

3.1.2系统不随时间变

定形，我们可以比喻为固体；不定形，我们可以比喻为液体。液体，注入方器成方形，注入圆器成圆形；固体就不然，换个地方还是那样。前面2.3.2节，我们曾说《史记》引《尚书》改字的情况，这是随时间移动而变，也就是表示在《尚书》时期，文言还没有定形。到春秋战国之际就不然，《史记》引《论语》几乎都是照抄。这大量地见于《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如见于《孔子世家》的：

（1）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2）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朱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见于《仲尼弟子列传》的：

（3）德行，颠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僻，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4）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熟悉《四书》的人一见就会觉得面熟，这是因为在两个时代穿的是同一套服装。《论语》之外，《史记》照抄《左传》《战国策》等的地方更多，理由一样，是时代变了而那一套词汇句法系统没有变。汉以后，情况仍是这样，如大家都熟悉的范仲淹《岳阳楼记》，末尾说“微斯人，吾谁与归”，显然同《论语宪问》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用的是相似的模式。晚到清朝还是这样，郑板桥写家书，想到书生有了田，大为感奋，说“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这同杨恽《报孙会宗书》的“长为农夫以没世矣”用的是相同的模式。这种种情况都可以证明，文言定形，成为系统，它就可以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3.1.3系统不随地域变

地域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着重说战国两汉这一段。那时期说“中国”，等于后来说中原一带，是汉民族活动的地区。汉民族自然是用汉语；其外是四夷如犬戎、匈奴等，自然要用各自的语言。专就汉语说，不同的地区，以今度古，一定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不管差别大小，如果其中一个，因为有地广、人多、政治强、经济富、文化高等优越性，就会产生通用语（古人称为“常语”“通语”或“凡语”）和方言的差别。这种差别，古文献中有明显的反映。举一点点例。《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注，雅言是“正言”；郑注说得具体些，是“正言其音”。我们可以推断，所谓雅言是用通用的语音读，不用曲阜的家乡话读，等于现在苏州人之用普通话教语文。《孟子》说楚大夫之子想学齐语，前面2.4.1节已经提到，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断，这是因为齐国属于“中国”，楚国是“南蛮鴃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发音不雅正，所以要“弃其学而学焉”。楚国远在“中国”之南，说话用楚方言，《楚辞》（难免经过通用语修润）中还留有不少痕迹（可参看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此外，这种语言差异的情况还大量地保留在字书里。如《尔雅》开头，《释诂》说：“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郭璞注：“……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又：“迄、臻、极、到、赴、来、吊、艐、格、戾、怀、摧、詹，至也。”郭璞注：“……詹、摧皆楚语方言云。”传说扬雄也重视这种情况，著《方言》，记录各地语言的差异，如开头两条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虔、儇，慧也。秦谓之谩，晋谓之狸，宋楚之间谓之倢，楚或谓之嫷，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这些文献资料都表明，古代的口语是“多”。可是文言的系统是“一”，至少是大同小异的“一”。这“一”的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以通用语为主体，吸收一部分方言，放弃一部分方言，以筑成书面语言的城池，就是现在所谓“文言”。这文言，骨子里不免是四世同堂，不免是五方杂处，可是既然成为一体，我们就不大能看出它有什么不调和、不稳定之处。事实也正是这样。比如《诗经》的《风》是按地域分类的，齐处东偏，秦处西偏，而表现在文字上却像是出自一家。其后，汉朝也是这样，司马相如是四川人，班固是陕西人，写起赋来，用的是一个调调。再往后说，王士禛是山东人，朱彝尊是浙江人，口语一定相差很多，可是写文章，作诗词，用的也是一个调调。文言这个系统就是这样，它定了形，就可以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

3.2文言形成的因素